照片边缘的血痕还在往下滴，一滴，两滴，落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嗒”声。我盯着那红痕，没有伸手去擦。陈砚站在我旁边，呼吸很轻，但我知道他在等我说话。
我没说话。
我把相机从包里拿出来，机身正面已经有些变形，针孔还在冒着细小的气泡。刚才那一挡救了命，也毁了设备。镜头玻璃裂成蛛网，取景框彻底黑了。
“你还记得密码箱的位置吗？”我问他。
他点头，“管理员室靠墙的铁柜后面，面板嵌在墙体里，像是后期加装的。”
我合上记录本，把那张渗血的照片用防光袋封好，塞进内袋。手指滑过左耳银环，温度降下来了，但皮肤底下还有一点麻，像有东西在缓慢游走。
我们没再看那张照片第二眼。
火葬场的走廊比来时更冷。风从通风口灌进来，吹得门缝吱呀作响。我走在前面，手里握着强光手电，光束压着地面推进。陈砚跟在三步之后，手里攥着修复镊和密封袋，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管理员室的门没锁。
门缝里透出一丝淡蓝的光，像是仪器待机时的指示灯。我推开门，屋里没人，桌椅积灰，角落的保险柜半开着，里面空了。只有那台密码箱安静地嵌在东墙，面板漆黑，但右下角亮着一个微弱的绿点。
“生物识别还没失效。”陈砚低声说，“它知道有人来了。”
我走近，没碰面板，而是蹲下身检查底部接线。电线是新的，外皮光滑，接入的是独立电源，不是建筑电路。这箱子不想被断电。
“肋骨。”我说。
他立刻打开背包，取出铁盒。七根泛黄的骨头整齐排列，表面墨迹未褪。我一根根拿出来，放在桌上，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翻转。每一块末端都有刻痕，深浅不一，间距规律。
“这不是随便划的。”我拿出随身带的编码表——早年拍档案馆残卷时记下的摩斯码对照图。点、划、停顿，节奏藏在刻痕的起落之间。
陈砚打开便携灯，照着最短的那根，“这组是‘三点一划一停’？”
“S。”我写下来。
他又看第二根，“两点两划一停？”
“U。”
第三根，“一点一划一停？”
“A。”
我盯着纸上拼出的三个字母，心跳慢了一拍。
SUAX……不对，最后那个不是A。我重新比对刻痕长度，发现第三根的末笔比标准A多拖了半秒，更像是数字“2”。
“不是字母。”我说，“是坐标编号。”
他立刻反应过来，“三字符代码，组合经纬度。”
我们分头核对。他记符号，我对照编码表。一根根读下去，数据逐渐成形：
第一根：387
第二根：902
第三根：116
第四根：39
第五根：C-07
第六根：B2
第七根：7
“387和902。”我念着，“小数点后的数值。”
陈砚抬头，“东经116.387，北纬39.902。”
我掏出手机，打开离线地图。定位跳出来的一瞬间，屏幕上的红点正好落在我们头顶。
“404室。”我说，“就在公寓楼上。”
他沉默几秒，“为什么是正上方？”
“不是巧合。”我看着第七根肋骨末端那个“7”，“我是第七号容器。404是起点，也是终点。”
密码箱的绿点开始闪烁，频率加快。
“它在等输入。”陈砚说。
“试。”我说，“截取坐标后三位，拼接。”
他伸手按数字键，动作稳，但指节绷紧。六位输完，确认键按下。
咔。
一声轻响，面板弹开。
一支注射器从内部弹射而出，速度快得几乎看不清轨迹。我本能抬手，把相机挡在胸前。针头刺入机身，药液喷溅在裂开的镜头上，发出“滋”的一声轻响，像是酸液腐蚀金属。
我们迅速后退。
注射器卡在相机里，尾部还在微微震动。药液顺着裂缝流下，在地板上聚成一小滩，颜色从透明转为灰绿，接着泛起荧光般的泡沫。
“致幻剂。”我说。
陈砚蹲下，用镊子夹起一滴残留液，滴在pH试纸上。试纸瞬间变紫。
“强碱性。”他皱眉，“不是用来杀人的。”
“是用来改变认识的。”我盯着那滩液体，“让人相信不该信的东西。”
他把注射器残件放进密封袋，动作利落。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种药，配合记忆闪回，足以让人彻底迷失自我。
屋里的灯忽然闪了一下。
不是断电，是某种信号干扰。我回头看密码箱，面板已经黑了，但底部接口处还有微弱电流声，像是后台程序仍在运行。
“它传过什么出去吗？”我问。
“可能。”陈砚检查接线，“独立电源意味着它可以自主发送数据，不管我们有没有破解成功。”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外面天色阴沉，远处城市灯火模糊。404室就在那栋楼里，静静等着。可我现在明白，那不是一间普通的房子。它是锚点，是仪式的中心，是所有线索收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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