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陵那边的气氛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不远处的沪市，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沪市外滩，黄浦江浑浊的江水一如既往地流淌，江面上穿梭着悬挂各国旗帜的轮船，汽笛声呜咽，在潮湿闷热的空气中传得很远。
沿江那一排巍峨的欧式建筑，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沙逊大厦……依旧沉默地矗立，花岗岩的立面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巨大的钟楼指针不紧不慢地划过分秒。
然而，这十里洋场的繁华表皮之下，是难以掩饰的恐慌和溃烂。
汇丰银行大门前，人群挤成了粘稠蠕动的团块。
男人，女人，老人，穿着体面的长衫或旗袍的，衣衫褴褛苦力打扮的，全都失了体统，拼命向前挤着，伸长了手臂，手里挥舞着大捆大捆的法币。
那些绿色、蓝色、褐色纸钞，此刻如同烫手的山芋，更如同正在迅速腐烂的树叶，被人们惊恐地想要脱手。
哭喊声，咒骂声，哀求声，还有维持秩序的印度巡警挥舞警棍的呼喝声，以及被踩踏者的惨叫，混杂成一片令人头晕目眩的噪音。
偶尔有整捆的纸币从拥挤的人从中被抛起，散开，如同绿色的雪片般飘落，又被无数只脚践踏入泥泞。法币，这个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废纸。
仅仅一街之隔，位于外滩另一端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沪市分行门口，同样排着长队。但这里的队伍显得稍微“有序”一些，排队的人脸上少了些歇斯底里，多了些麻木和焦急。
他们手里紧紧攥着的，是成袋的银元、金条、珠宝，或者刚刚从对面汇丰银行换到的、还带着体温和汗臭的崭新纸币，日军强行发行的“军用手票”。
队伍缓慢地向前挪动，每一次窗口铁栅的开启和关闭，都牵动着无数道紧张的目光。
用真金白银或法币，去兑换那些印着菊花纹和“大日本帝国”字样的“军票”，这是眼下沪上市民，尤其是那些稍有家底者，在绝望中抓住的、不知是否可靠的浮木。
空气里弥漫着汗臭、灰尘、廉价脂粉、还有从江面飘来的轮船燃油和货物霉变混合的复杂气味。一种巨大的恐慌，如同黄浦江上终年不散的湿雾，沉甸甸地笼罩着这片曾经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土地。
汇丰银行大楼的顶部，一个不起眼的观景露台上。
欧雨薇站在那里，背靠着冰凉的石砌栏杆。她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月白色暗纹缎面旗袍，外罩一件薄薄的浅灰色开司米开衫，颈间一串润泽的珍珠项链，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洁的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优美的脖颈线条。
她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冷静地俯瞰着脚下这片混乱不堪的街景。
她的表情很淡，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仿佛下面那场关乎无数人身家性命的挤兑狂潮，只是一场乏味的街头闹剧。
只有熟悉她的人，才能从她微微抿紧的嘴角，和扶在栏杆上、因为用力而指节微微泛白的手指，看出她内心绝非表面那般平静。
风从江面上吹来，带着潮湿的腥气，拂动她鬓边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她抬起手，轻轻将发丝拢到耳后，这个动作她做起来带着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刻入骨子里的优雅。
但她的眼神，始终冰冷，像冬日结冰的湖面，倒映着下方那个正在崩塌的金融世界。
“大小姐，”一个穿着青布短褂、面相精干的中年男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身侧，微微躬身，声音压得很低，“车备好了，在银行后门。杜老板那边的人，约在老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二楼雅间‘听雨’。”
欧雨薇没有立刻回应。她又看了眼下方面金银行门前那条缓慢移动的长龙，看着那些将家中积蓄换成一张张注定无法兑现的“军票”的人们，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波澜。
那波澜里，有怜悯，有嘲讽，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决断。
“知道了，福伯。”她终于开口，声音清脆，带着一点点吴侬软语的尾音，但语调是平的，没什么温度，“东西都带齐了？”
“带齐了。”被称作福伯的男人点头，拍了拍自己手中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深蓝色布包，“按照您的吩咐，五十枚‘袁大头’，成色都是最好的那一批。”
“不是袁大头。”欧雨薇纠正道，嘴角似乎弯起一个极浅的、带着讽刺意味的弧度，“是‘三年’银元。记住，是‘三年’。”
福伯微微一怔，随即恍然，眼底闪过一丝钦佩，重重点头：“是，大小姐。是‘三年’银元。”
欧雨薇不再说话，转身离开栏杆，高跟鞋踩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稳定的“笃笃”声，一步步走向通往大楼内部的楼梯。
福伯拎着布包，落后半步，沉默而忠实地跟随着。他是欧家在沪上的老管家，看着欧雨薇从小长大，后来欧家举家迁往香港，只留下他照看这边的产业。
如今大小姐孤身从香港绕道回来，带着那位远在江北、如日中天的李司令的神秘任务，他心中虽有万千疑虑和担忧，但出于对欧家的忠诚和对这位自幼就显出非凡心智的大小姐的信服，他选择沉默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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