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深夜对着斑驳的窗玻璃感叹，人活在这世上，或许本就像夏夜里振翅不过三秒的蜉蝣，渺小得连影子都沾着薄暮的凉。
掌心里的旧智能手机边角磕着裂纹，屏幕在滑动时偶尔闪过雪花般的乱码——那是去年在电子垃圾回收站花五十块淘来的二手机，此刻正映着我青灰色的脸。
校服袖口磨出的毛边缠住了圆珠笔芯，扯出的棉线像奶奶临终前没织完的渔网，指尖划过屏幕的纹路，像在抚摸一道早已结痂的伤口。
没看一会儿就突然滞住，指腹贴着冰凉的玻璃发怔，窗外梅雨季的潮气钻进出租屋，墙皮像被泪水泡发的纸，轻轻一揭就露出底下霉斑，形状像极了父亲判决书上的红章。
唉，今天又是这样，日历上的数字不过是从“乏味”翻到了“更乏味”，冰箱里的冻馒头结着冰碴，咬下去时门牙像被针扎，甜味剂的假甜在舌尖化成苦水，连空气里都漂浮着过期面包的酸腐味。
我叫墨禹天，这个名字本该像水墨画里的飞白一样轻盈，却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
校服袖口的线头总缠住笔芯，写出的字歪歪扭扭，就像我在职业高中的课桌刻下的“命运”二字，笔画里渗着蓝黑墨水——那支用了三年的钢笔，笔帽裂缝里卡着干涸的墨渍，写出的每个字都带着泪痕。
父亲的事是悬在我头顶十三年的铡刀，那年我刚上幼儿园，穿蓝色背带裤的警察按着我发抖的肩，说“你爸爸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后来我才知道，他杀害的是试图侵吞爷爷遗产的二叔，血泊溅在老宅雕花的木门上，像一朵永不凋零的恶之花。
母亲在父亲行刑后第三十七天吞下了整瓶安眠药，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腕骨，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禹天，别学你爸……”
从此世界成了单面镜，我只能看见自己狼狈的倒影。
父亲的家族把我当成不祥的灾星——大伯会在我去祠堂祭祖时故意把供品撞翻，碎掉的糕点混着香灰，像极了我捡回家的那张全家福碎片。
那是父亲行刑前拍的合影，被堂哥撕碎后丢进排水沟，我蹲在污泥里捡了半夜，用胶带把母亲模糊的笑脸粘在饼干铁盒上。
现在铁盒放在枕头下，每次堂哥在巷口堵住我，骂“杀人犯的种就该滚出这条街”时，我都会偷偷摸铁盒上母亲的眼睛——胶带的粘性越来越弱，她的眼球先掉了下来，像两颗流泪的纽扣。
老宅那只瘸腿的黑猫看见我就弓起背嘶吼，它爪子下踩着的，是我去年冬天掉的手套，指缝里还缠着给母亲扫墓时带的黄菊花瓣。 为了凑齐每月三百块的房租，我在便利店做夜班收银员。
凌晨三点踩着结冰的路面回出租屋时，总看见巷口流浪狗眼里的光比路灯更亮，它们啃着我扔掉的馒头碎屑，而我啃着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半块面包。
上周交完房租，钱包里只剩三个硬币，在食堂打饭时阿姨手抖得厉害，半勺青菜掉在不锈钢餐盘上，发出空洞的声响。
那声响让我想起父亲留下的旧怀表——指针停在他被逮捕的时刻，我总在深夜把表贴在胸口，齿轮的锈味钻进鼻子，像父亲最后一封信里的墨水味，时间在这里是死的，只有我的心跳声在空壳里撞来撞去。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时，我正用铅笔头在作业本背面算下个月的兼职排班。是拉面发来的消息，这个头像是一碗阳春面的网友，碗沿缺了个口，像极了我家老宅被砸坏的瓷碗。
“今天又被堂哥堵在巷口了，他把我刚买的馒头踩碎了。”
我打下这句话时，手指在发抖，指甲缝里还嵌着昨天搬砖时的水泥。“别难过，明天会好起来的。”
拉面秒回，后面跟着一个笨拙的拥抱表情，让我想起便利店老板偷偷多塞给我的便当——可那便当昨天被堂哥抢走，倒在污水沟里，米饭混着泥水流进下水道，老板夹给我的那块煎蛋，还保持着太阳的形状。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五年，从他安慰我被同学锁在厕所，到中考失利后陪我在天台坐到天亮——那时我看着南飞的大雁掠过操场，它们的影子落在我补丁摞补丁的校服上，我数着雁群的轨迹，直到脖子酸了才想起：我连逃离这个城市的车票都买不起。
后来我在工地搬砖被砸伤脚，躺在医院走廊时，拉面发来消息：“再坚持一下。”可我看见护士站的时钟，分针每走一格，医药费单据上的数字就像墨点一样晕开。
就在我今天数着兼职赚来的皱巴巴钞票，想告诉拉面终于能买新牙膏时，对话框里先跳出了他的消息：“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吗？”
我盯着那行字，窗外的雨突然变大了，砸在玻璃上像无数只手在敲打。
命运？我的命运是父亲坟头逐年疯长的野草，是母亲遗像上蒙着的灰尘，是那盒用胶带粘起来的全家福——现在母亲的眼睛已经掉了，父亲的脸被折痕分成两半，只有我自己的笑脸还完整，却歪在铁盒角落，像个不合时宜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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