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也成了谍报员?周伟龙皱眉,前几年我还跟他们打过交道,看着挺老实。
人心隔肚皮。令狐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水是温的,带着点炒米香,这些据点都得盯紧,尤其是松本诊所,离法租界近,怕是要盯租界里的人。
周伟龙把小本揣进怀里,又从缝纫机的抽屉里拿出张地图,铺在桌上:我琢磨着,上海区的情报网得重新搭。之前淞沪会战打起来,撤得急,不少联络点暴露了,译电员也折了两个。你带的特别情报处,打算怎么弄?
戴局长的意思,令狐指着地图,你主常规情报,收发消息,管行动队;我掌核心情报,比如日特高层动向、日军作战计划,直接报中枢。青帮的渠道共用,但各设暗线——你用你的人,我用我的,免得一锅端。
周伟龙点头:行。青帮那边我跟老陆打过招呼了,他是杜月笙的管家,说话管用。就是中统那帮人,前儿还想来抢咱们的线人,被我怼回去了。
中统的事我知道,令狐想起在南京遇到的刘振邦,他们在上海也有站,季源溥盯着呢。井水不犯河水最好,真要是起了摩擦,就拿委员长的手谕压他们。
两人正说着,外面的老师傅忽然咳嗽了两声——是有外人来的信号。周伟龙赶紧把地图叠起来,塞进床板下的暗格。门帘一挑,刚才的年轻人端着盘包子进来:师父,刚买的生煎,您尝尝。
年轻人放下盘子,又出去了。周伟龙拿起个生煎,咬了口,油汁顺着嘴角流:这生煎是弄堂口张妈的,她儿子是别动队的,跟咱们一条心。他指了指后巷,后巷有棵老槐树,树洞能当死信箱,咱们就把那儿当第一个点吧。
令狐也拿起个生煎,皮脆馅鲜,就是有点烫。他说,等会儿咱们去埋个罐子,装情报用。
吃过早饭,周伟龙换了件短打,扮成学徒,令狐则提着个布包,跟着他往后巷走。后巷窄得只能过两个人,墙根堆着些烂菜叶和煤渣,几只麻雀在地上啄食。老槐树在巷子尽头,树干得两人合抱,树龄怕有几十年了,离地三尺的地方有个树洞,被藤蔓遮着,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就这儿。周伟龙蹲下来,用手扒开藤蔓。树洞不深,里面积着些枯叶。他从布包里拿出个陶瓷小罐,罐口用蜡封着,里面放着几张空白的油纸和一支铅笔——这是死信箱的标配,方便传递消息。
令狐往巷口望了望,见没人,也蹲下来帮忙。他把枯叶扒出来,周伟龙把小罐塞进去,又用泥土盖好,再把藤蔓拉回来遮住。记号呢?令狐问。
周伟龙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石子,放在树洞旁边的裂缝里:有石子就是有消息,没石子就是安全。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这法子是老陆教的,青帮用了几十年,没出过岔子。
正说着,巷口传来脚步声,一个穿黑制服的巡捕晃了过来,手里甩着警棍。周伟龙赶紧低下头,假装系鞋带,令狐则转身看墙上的广告——上面贴着张大美晚报的剪报,印着日军轰炸上海的照片。
巡捕瞥了他们一眼,没说话,慢慢走过去了。令狐松了口气,低声道:租界的巡捕也得打点,不然老来晃,碍事。
早打点了,周伟龙笑,华籍巡捕里有咱们的人,姓赵,探长,前儿还帮咱们把个日特的信给截了。
回到裁缝铺,老师傅说刚才有个修洋伞的来过——是军统的情报员。周伟龙出去跟他说了几句话,回来时手里多了张纸条:闸北的大和洋行今儿有动静,佐藤去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怕是有任务。
令狐接过纸条,看了看,又递给周伟龙:你让人盯紧佐藤,看他去哪儿。我去趟法租界,跟修女院的老冯接上头,他手里有日军的密码本残页。
我让小杨送你去,周伟龙喊来刚才的年轻人,小杨是本地人,路熟,能避开日军的岗哨。
小杨点点头,从床底下拖出辆自行车:林先生,跟我来。
令狐跟周伟龙握了握手:有事用死信箱传,别发电报,日特的无线电测向车说不定在转。
知道。周伟龙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心点,上海不比南京,鬼子的眼睛多。
出了裁缝铺,小杨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令狐跟在后面。弄堂里的石板路凹凸不平,踩上去响。两边的房子都矮矮的,窗户上糊着报纸,偶尔有妇人探出头看,见是小杨,又缩了回去。
林先生,前面是日军的岗哨,小杨低声说,咱们绕条路,从静安寺路穿过去。
拐进静安寺路,行人渐渐多了。洋行的橱窗里摆着漂亮的衣裳和钟表,几个外国妇人挽着胳膊逛街,仿佛这城里的战火跟她们没关系。路边的咖啡馆里,有人在用英语说话,笑声飘出来,跟街对面难民的哭声混在一起,听得人心头发堵。
前面就是松本诊所,小杨往左边指了指,您看,门口停着辆黑色轿车,是日军的。
令狐瞥了眼,诊所的门是关着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门口,正跟个日军军官说话,那男人戴副金丝眼镜,正是名录上的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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