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厂长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那番掷地有声的表扬和那份出人意料的任命，其效应绝非仅限于会议室内那片刻的掌声与瞩目。它更像是一块被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表面波澜是涌向陈醒的祝贺与公开的赞誉，但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湖水深处，各种复杂的暗流，已开始悄然加速涌动、相互碰撞、积蓄力量。
陈醒的迅速崛起，如同一株在众人未曾留意时便已破土而出、骤然拔节的树苗，其生长速度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周围那些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生长的“老树”们的神经。他太年轻了，资历太浅了，满打满算，从部队转业进厂也才不过半年光景。在论资排辈观念根深蒂固的国营大厂里，多少人在科员、副科的位置上熬了十年八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到一丝渺茫的晋升希望？而他陈醒，凭什么？就凭那个哄得工人们开心的、下棋看书的“玩意儿”？就凭那区区一百多块钱的结余？这就能让他一跃成为“特别项目组”组长，享受副科级待遇，还获得了直接向一厂之主汇报的“特权”？
这种“特权”，在某些人眼中，尤为刺眼。直接向厂长汇报，意味着某种程度上跳过了原有的层级和流程，这是一种无形的地位彰显，也是一种令传统中层干部感到不安的“非常规”操作。
于是，在食堂的角落，在科室的茶水间，在下班后三三两两同行回家的路上，一些酸溜溜的、夹杂着嫉妒与轻视的议论，开始如同潮湿角落里的霉菌般，悄然滋生、蔓延。
“哼，年轻人，运气好罢了，搞了个花架子，正好撞到了领导想树典型的枪口上。”生产科一位姓王的副科长，端着搪瓷缸子，吹开表面的茶叶沫，语气不咸不淡地对身旁的人说道。他在这副科长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七年，自认劳苦功高，却迟迟看不到转正的希望。
旁边设备科的一位老资格科员立刻接口，声音里带着几分不忿：“王科长说得在理！咱们抓产量、抓设备完好率、抓安全生产，哪一样不是实打实的硬功夫？关系到全厂吃饭穿衣的根本！他那个服务站，说破大天去，也就是个锦上添花的玩意儿，还能比咱们炼出一炉好钢、修好一台关键机床更重要？”
“特别项目组？名头倒是响亮，”另一个声音加入进来，带着几分讥诮，“可你们谁见他手下有兵了？除了他自己，还有谁？就是个光杆司令嘛！厂里一没给人，二没给多少实权，就顶了个高帽。我看啊，李厂长也就是一时兴起，搞个试点，能不能成还两说呢。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这些议论，大多发生在非公开的场合，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能侵蚀人心的力量。嫉妒与轻视混合发酵，最终化为了某种无形的、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阻力。这阻力并非狂风暴雨般的正面冲击，而是如同初春时节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地，看似平整，实则坚硬冰冷，让你的每一步前行都倍感艰难，无处着力却又处处受制。
陈醒很快便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氛围的微妙变化。以前他作为后勤处的一个普通干事，去各科室办事，虽然也谈不上多受重视，但至少流程顺畅，办事员们大多公事公办，偶有关系熟的还能说笑两句。但现在，当他以“特别项目组组长”的新身份，开始为了服务站的发展和新的调研项目奔走时，却分明感受到了一堵堵无形的、柔软却坚韧的墙壁。
第一次明显的碰壁，发生在行政科。
服务站日常运行，需要消耗记录本、笔墨等文具。以往，秦淮茹或阎埠贵过来，按需申领，登记一下即可。这次，陈醒亲自过来，想着顺便为计划中即将展开的“职工家庭便民服务需求调研”申请一批额外的记录本和钢笔水。
行政科的办事员小赵，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以前见到陈醒总是客客气气地叫一声“陈干事”。今天，他看到陈醒进来，脸上虽然还堆着笑，但那笑容里却少了几分往日的自然，多了几分公式化的疏离。
“陈组长，您亲自来了？有什么指示？”小赵站起身，语气恭敬得有些过头。
陈醒将写好的领用申请单递过去，和气地说：“小赵，麻烦你，服务站日常用的记录本和墨水，另外，这批是准备做新项目调研用的，量稍微大一点，你给批一下。”
小赵接过单子，只看了一眼，眉头就微微皱了起来，露出一种十分为难的表情。他拿起桌上的公章，在手里摩挲着，却没有立刻盖下去。
“陈组长啊，这个……不是我不批，实在是有点难办。”他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什么机密，“您看，现在厂里三令五申，强调节约，反对浪费。各科室的笔墨纸张消耗，那都是有名额定额的，超了标，我们行政科也不好交代啊。”
他指了指墙上一张新贴不久的《关于加强办公用品管理的通知》，继续打着官腔：“您这服务站吧……性质有点特殊，它不属于传统的科室序列，这定额……不好算啊。以前量小，我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现在您这又要搞调研，用量大了，这……这没有先例，我们不敢开这个口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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