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四合院像是被浸在了一缸浓稠的墨汁里，万籁俱寂。然而，这寂静落在一大爷易中海的耳中，心头，却别有一番滋味，一种近乎窒息般的空旷与冷清，沉甸甸地压着他。
若在往年，或是更早以前，这份冬夜的寂静里，总会夹杂着一些鲜活而生动的声响——或许是哪家孩子夜啼的嘹亮，或许是夫妻拌嘴压低的争执，又或许是邻里之间因为一点鸡毛蒜皮在院里理论的声音。那些声音，曾经让他觉得琐碎，甚至厌烦，需要他端起一大爷的架子，清清嗓子，出面调停，说一番“远亲不如近邻”、“以和为贵”的大道理。可如今，那些曾代表着他权威和存在感的声响，几乎绝迹了。
院里不是没人，相反，人似乎比以往更“忙”了。但这种“忙”，不再是围绕着锅台、孩子和邻里纠纷转悠。前院的阎家，灯还亮着，隐约传来阎埠贵拨弄算盘珠的清脆声响，以及他带着某种亢奋、训导家人要节约用电、爱护公物的声音；中院的贾家，以往这时候秦淮茹或许在洗洗涮涮，或者听着婆婆贾张氏的数落，如今却安静得很，听说秦淮茹还在服务站忙着最后的清点，或者是在灯下反复研究那张决定她奖金多少的“考核表”；后院的刘家，刘光天那小子居然也在灯下写写画画，据说是陈醒要求他们生产小组长要学着做简单的生产记录……更多的人，他们的精力和心思，似乎都被那个叫做“合作社”、叫做“服务站”、叫做“绩效考核”和“奖金”的无形磁石，牢牢地吸走了。
易中海独自坐在他那间还算宽敞的正房里，八仙桌旁只有他一个人身影。桌上那杯沏了许久的茉莉花茶，早已凉透，颜色变得暗沉，连最后一丝香气都消散殆尽，如同他此刻的心境。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瓦数不高的电灯，昏黄的光线勉强驱散角落的黑暗，却照不透他心头的阴霾。
他清晰地记得，就在不久前，还有人会急切地拍响他的院门，带着委屈或愤懑喊道：“一大爷，您可得给评评理！他家晾衣服，水滴到我家煤堆上了！”或者，“一大爷，您看看，老刘家小子又偷摘我院里那棵枣树的枣了！”那时，他会披上外套，不急不慢地走出去，先听听双方陈述，然后捻着并不存在的胡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引经据典，或是搬出厂里车间的那套规矩，一番调和，最后总能落个“双方各退一步”、“握手言和”的局面。那时，他在院里走路，脊梁是挺直的，迎接他的多是敬畏和依赖的目光。
可现在呢？
那些鸡毛蒜皮的小矛盾，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或者说，它们变得不重要了。人们不再为谁家多占了一寸晾衣地、谁家孩子摘了几颗酸枣而争执不休。他们的注意力，被更具体、更实在的东西占据了——怎么能多完成几个计件，多挣几毛钱；怎么能让卫生合格率再提高一个点，保住那三块钱奖金；怎么能想出更吸引人的宣传点子，拿到更高的绩效提成。
他们因“利”而凝聚，在合作社和服务站那两个小小的天地里，找到了新的归属感和价值感。他们因陈醒定下的那些条条框框——那些被阎埠贵奉若圭臬的《财务制度》、《考核标准》——而忙碌，而自律，甚至而竞争。那些规矩，冰冷、清晰，没有半分人情可讲，却比他和老刘、老阎三人磨破嘴皮子讲的“仁义道德”、“邻里和睦”的大道理，要管用千百倍！
为什么？
因为那些规矩，直接连着饭碗，连着锅里能否多放一勺油，连着孩子过年能否穿上不打补丁的新衣裳，连着男人们下班后能否惬意地喝上一口小酒，女人们能否在街坊邻里间挺直腰板说话。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好处，是任何空洞说教都无法比拟的强大驱动力。
易中海的目光投向窗外。院子里那棵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老槐树，在清冷的月光下，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张牙舞爪地伸向墨蓝色的夜空。月光把它的影子投在冰冷的地面上，斑驳、破碎、凌乱，随着风的吹拂微微晃动，一如他此刻支离破碎的心境。
他赖以立身、并坚信能保障自己晚年安稳生活的根基，仿佛正在这无声的变革中，一点点松动、瓦解。那根基，是他作为八级钳工的技术权威，是作为院里一大爷的道德权威，更是他深信不疑、并竭力维护的“尊老敬老”、“养儿防老”的传统伦理。他无儿无女，曾经将养老的希望，部分寄托在培养像贾东旭这样的徒弟，以及维系院里这种尊卑有序、邻里互助的传统格局上。他以为，只要他德高望重，只要这院里的规矩不变，他的晚年就能有所依靠。
可现在，陈醒用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阻挡的方式，撬动了他所熟悉的一切。人们不再仅仅因为他是“一大爷”而敬畏他，更不会因为他讲的道理符合“传统”就盲从。他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价值和权威——那就是能力和效益，是能带领他们创造财富、改善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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