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的初冬，寒风如刀，卷着枯黄的草叶，在广袤的荒原上肆虐。这片土地一片荒凉，只有稀疏的灌木和裸露的岩石点缀其间。
在普里兹伦郊外，一支由德国学者组成的考古队悄然驻扎。他们的营地排列得整整齐齐，帐篷上印着“柏林皇家考古学会”的烫金徽记，在寒风中显得格外耀眼。
领队施利曼博士，一个戴着金丝眼镜、举止儒雅的中年男人，每天清晨都会早早地起床。他手持一根黄铜手杖，漫步在起伏的丘陵之间，仿佛这片荒原是他的私人领地。
塞尔维亚当地的向导和劳工们对他毕恭毕敬，没有丝毫怀疑这位“学者”的真实身份。他的手杖杖头镶嵌着一颗深蓝色的宝石，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泽，仿佛隐藏着无尽的秘密。
偶尔，施利曼博士会停下脚步，用手杖轻轻敲击地面，似乎在探寻着什么。每一次敲击，都像是在与这片古老的土地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没有人知道，那颗被人们误认为是宝石的东西，实际上是普鲁士军工部门最新研发的测距棱镜。而他手中那看似普通的手杖，内部竟然隐藏着一套极其精密的测绘仪器。
这支考古队对外宣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遗迹。他们在广袤的平原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挖掘工作，成功地发掘出了几处古老的教堂地基。考古队员们不仅绘制了详细的平面图，还“偶然”地发现了一些拜占庭时期的圣像碎片。
塞尔维亚政府对于这支外来的考古队起初是抱有戒心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否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单纯。然而，当施利曼博士慷慨地向贝尔格莱德国家博物馆捐赠了一批所谓的“珍贵文物”之后，当地官员们的态度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对考古队的戒心也慢慢消除了。
然而，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的“考古发现”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意图。每一份由考古队员们精心手绘的地形图，都被秘密地送回了远在柏林的总参谋部。地图上标注的不仅仅是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还有现代军事所需的关键数据——射界、掩体、行军路线。那些看似随意的测量点，实际上是未来炮兵阵地的理想坐标。
考古队的厨师是一个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巴伐利亚人，他每天都会早早地起床，然后独自一人前往普里兹伦的市场采购食材。他总是默默地挑选着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肉类，从不与其他商贩多言。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在他运回营地的面粉袋里，偶尔会夹杂着一些特殊的“调味料”——密封的金属罐。这些金属罐上贴着“发酵剂”的标签，但实际上里面装的却是硝酸铵粉末。
这些“食品保鲜剂”被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营地厨房下方的地窖里，堆积如山。它们被隐藏得很好，如果塞尔维亚人某天突然搜查营地，他们只会看到一堆普通的“考古工具”和“标本保存液”，绝不会想到，这座看似无害的学者营地，实际上是一座隐蔽的军火库。
塞尔维亚军事情报局的米洛万·帕夫洛维奇上校从一开始就对这支考古队心存疑虑。他曾经在德国留学，对柏林大学的学术情况有所了解。他知道，柏林大学的学者们通常对巴尔干地区的偏远地带兴趣缺缺，除非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目的。
他派了两名特工混入考古队的劳工队伍，但施利曼博士极其谨慎，所有关键测绘工作都由德国人亲自完成，塞尔维亚工人只能负责搬运和挖掘。
直到有一天，帕夫洛维奇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提到考古队曾在夜间偷偷测量远离挖掘点的山坡。他决定亲自去调查。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帕夫洛维奇带着两名士兵潜伏在考古队营地附近的树林里。午夜过后，他看到施利曼博士和另外两名“学者”悄悄离开帐篷，手持某种仪器，走向一处高地。
他们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架设了一台看起来十分奇怪的设备。这台设备并非传统的考古工具，而是一台军用测距仪。其中一个人迅速展开了一张地图，而另一个人则手持铅笔，快速地记录着各种数据。
帕夫洛维奇远远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心情愈发沉重。因为他渐渐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在进行普通的考古测绘工作，而是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炮击行动校准坐标。
帕夫洛维奇决定暂时不打草惊蛇，他小心翼翼地跟踪着这两个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些人每隔几天就会更换一次测绘地点，但所有这些地点连接起来，恰好形成了一条从边境通往贝尔格莱德的最佳进军路线。
这一发现让帕夫洛维奇感到震惊不已。然而，更令他瞠目结舌的是，当他设法偷拍到其中一张地图时，他惊讶地发现，地图上标注的“最佳炮兵阵地”位置，竟然与塞尔维亚军队的几处秘密弹药库完全重叠。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蓄意已久的军事侦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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