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维也纳巴登——多瑙河畔的优雅与焦虑
奥匈帝国总参谋部所在地巴登，距离首都维也纳不远，以其温泉和巴洛克式建筑闻名。然而，1916年春天的这里，空气中弥漫的并非舒缓的硫磺气息，而是另一种焦灼——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在战争重压下发出的呻吟。在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那间装饰着巨大地图和哈布斯堡王朝鹰徽的办公室里，这种焦灼感尤为强烈。
康拉德，身材瘦削，面容严峻，留着标志性的山羊胡，是奥匈帝国军队中最具进攻精神的将领之一。战前，他就是对塞尔维亚和意大利采取强硬军事行动的主要鼓吹者。如今，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他昔日的锐气虽未完全消磨，却已被现实的残酷磨损得多了几分阴郁和固执。他站在东线地图前，目光却不时飘向南线，飘向意大利方向。
“俄国人？”当副官将一份关于东线俄军异常调动的情报摘要放在他桌上时，康拉德哼了一声，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1915年的大撤退已经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他们现在就像一只受伤的熊，需要时间舔舐伤口。他们缺乏火炮，缺乏军官，最重要的是，缺乏进攻的意志。”
他的自信，或者说是一种必须维持的自信表象，有其来源。1915年戈尔利采-塔尔努夫突破战役的巨大胜利，是由德军主导，但奥匈军队也参与其中，并收复了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失地。这场胜利暂时掩盖了帝国军队内部日益严重的溃烂。在康拉德看来，经过一年的巩固，东线的防御阵地已经大大加强，特别是在关键地段，得到了德军工程师的指导和协助，构筑了符合德国标准的坚固工事。此外，尽管他内心对盟友的傲慢心存不满，但不得不承认，部署在东线的几个德军师作为“铁砧”和“消防队”，极大地增强了防线的稳定性。
然而，这种自信是脆弱且选择性的。康拉德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帝国内部危机的忧虑，这远比俄军的威胁更让他寝食难安。奥匈帝国是一个由十多个不同民族拼凑而成的王朝国家，军队则是这个帝国的微缩镜像。军队中，德意志裔和匈牙利裔的军官占据主导地位，但士兵却来自帝国各个角落：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斯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为何而战感到迷茫，对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统治者缺乏认同感。开战以来，开小差、整建制投降的事件时有发生，士兵们的士气普遍低落，尤其是在遭受惨重损失后补充进来的新兵中。
“特伦蒂诺，”康拉德喃喃自语，手指重重地点在意大利北部的地图上，“这才是关键！这个背信弃义的叛徒（指意大利），必须受到惩罚！”他坚信，只有在南线对意大利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打击，才能挽回奥匈帝国的威望，并迫使这个令人厌恶的敌人退出战争。为此，他几乎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和储备的弹药都集中到了特伦蒂诺方向，精心策划着即将发起的“惩罚性”攻势。相比之下，相对平静的东线南翼（即勃鲁西洛夫对面），在他战略天平上的分量就轻了很多。
因此，当情报部门提示俄军西南战线可能有所行动时，康拉德的判断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
1. 主攻在北： 他坚信，即便俄军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主要方向也必然是在北线，针对德军防守的波兰突出部或维尔纽斯方向。那里距离德国心脏地带更近，政治和战略意义更大。
2. 南线佯攻： 他认为勃鲁西洛夫指挥的西南战线，兵力相对薄弱，其任何行动都只是为了牵制奥匈军队，阻止其向特伦蒂诺或北线调动兵力，是一场“声势可能很大，但实质威胁有限”的佯攻。
3. 旧式思维： 他完全无法想象勃鲁西洛夫会采取“宽正面、多点突破”的新战术。在他的思维定式里，俄军的进攻模式只能是缓慢、笨重、集中在狭窄地段上的“重锤”式攻击。只要识别出这“重锤”落下的位置，他手中预留的、以及德军提供的预备队就能有效进行反制。
基于这些判断，康拉德批准了现有的防御部署：将状态较好的部队和主要的预备队集中在像科韦利、利沃夫这样的交通枢纽和传统上易受攻击的地段。而在漫长的、看似平静的其他防线上，则主要由士气较低、装备较差的二线部队（其中大量是非德意志民族部队）驻守，工事也相对简陋。他给前线指挥官的命令核心是“坚守”，并确信防线足以承受任何预料中的攻击。
第二节：德军东线最高司令部——钢铁般的自信与对盟友的轻视
在更东面的德军东线最高司令部（Ober Ost），气氛则截然不同。这里是由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其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共同主宰的王国。兴登堡是象征，是德国民众心中的“护国神”，而鲁登道夫则是真正的大脑和引擎，一个精力过剩、意志如钢的组织天才和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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