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厂”归来的李云龙，像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工人们那粗糙的双手、期盼的眼神和“想给咱们自己队伍造家伙”的朴素话语，在他心中激荡起远比战场冲锋号更复杂的回响。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压在肩上，也烧在心口。他意识到，光有决心和魄力不够，面对这些沉默的钢铁巨兽和复杂的生产流程，他过去那套“猛打猛冲”、“迂回包抄”的战术完全失灵。他必须认识它们，了解它们，哪怕只是最粗浅的皮毛。否则，指挥就变成了瞎指挥，热情就可能变成蛮干。
这个认知，促使李云龙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都有些惊讶的决定：他要学习。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报告那种“学习”，而是扎到车间里去，向机器学，向工人师傅学，向那些他原本觉得“酸溜溜”的技术人员学。
他把这个想法跟赵刚一说，赵刚立刻表示全力支持，甚至有些兴奋。“老李，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咱们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最怕的就是不懂装懂，瞎指挥。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也得学，咱们一起学！”
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业扫盲”运动，在沈阳的工厂和机关里悄然展开了。
李云龙的学习方式，带着他鲜明的个人烙印——直接、粗暴、注重实操，甚至有点“蛮不讲理”。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至少半天泡在工厂车间里，雷打不动。去得最多的是沈阳兵工厂的机加工、铸造和装配车间。他不穿干部装，就穿着跟工人差不多的旧军装（洗得发白，还带着补丁），戴一顶旧军帽。刚开始，工人们见这位新来的“大首长”天天在车间转悠，摸这摸那，问东问西，都紧张得不得了，说话小心翼翼，生怕说错。
李云龙很快就打破了这种隔阂。他说话嗓门大，没架子，看到老师傅在干活，就凑上去蹲在旁边看，不懂就问：“老师傅，这铁疙瘩（指机床）叫啥名儿？干啥用的？”“这哧哧冒火星子的（电焊），咋就能把铁焊一块儿？”“这大锤咣咣砸的（锻打），是在弄啥零件？”
问题简单直接，甚至有些幼稚，但态度诚恳。工人们起初还战战兢兢地解释，后来发现这位“李部长”是真不懂，也是真想懂，慢慢就放开了。尤其是那些老工人，一辈子跟机器打交道，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一身本事有人看得上、用得上。现在“大首长”虚心请教，他们讲解起来格外卖力，恨不得把毕生经验都倒出来。
“首长，这叫车床，是‘工业母机’！啥零件的外圆、端面、螺纹，都能用它车出来！你看这个手柄，摇动它，刀架就往前……”
“这叫电焊，靠电弧的高温把金属熔化了连在一起。焊条里有药皮，保护焊缝……”
“锻打啊，这是让毛坯变形状，还能把里面的‘筋骨’（晶粒）打瓷实了，更结实！打铁要看火候，红了才能打，黑了就打不动了……”
李云龙听得极其认真，眼睛瞪得溜圆，生怕漏掉一个字。他口袋里总揣着个小本子和半截铅笔，听到关键处，就掏出来，让老师傅慢点说，他用歪歪扭扭的字（还有些是自创的符号）记下来。什么“公差”、“光洁度”、“热处理”、“退火淬火”……这些陌生的词汇，开始强行塞进他原本只装着战术地图和敌我兵力对比的大脑。
光听还不够，他还要动手。一次，他看到老师傅在车一个炮弹的弹体毛坯，车刀切削下，铁屑像蓝色的缎带一样卷曲出来。他心痒难耐，搓着手对老师傅说：“老师傅，让我试试？就摇两下手柄！”
老师傅吓了一跳，连忙摆手：“首长，这可不行！这机器金贵，操作有规程，万一……”
“怕啥！你在旁边看着，告诉我往哪边摇，摇多少！出问题我负责！”李云龙不由分说，已经站到了操作位置。在老师傅紧张的指导下，他小心翼翼地摇动手柄，看着刀尖慢慢接近旋转的工件，接触，发出轻微的切削声……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仿佛不是在操作机器，而是在触摸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力量。虽然只是最简单的动作，但当他亲手车下一缕铁屑时，脸上的笑容像个孩子。
当然，也有“闯祸”的时候。一次在铸造车间，他看到工人们在准备浇铸一个大砂型，好奇地凑近看那通红翻滚的铁水。一个年轻工人没注意，撞了他一下，他脚下一滑，差点栽进旁边的沙堆里，弄得满头满身都是沙子，模样狼狈。还有一次，他非要试着用大锤敲打一个烧红的锻件，结果力道角度没掌握好，一锤下去火星四溅，差点崩到自己，把旁边的老师傅和警卫员吓得脸都白了。
但这些小插曲，反而拉近了他和工人们的距离。大家觉得，这个“李部长”虽然是大官，但没架子，肯学肯干，甚至有点“虎”得可爱。私下里，工人们开始叫他“李师傅”或者“咱们那个爱鼓捣机器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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