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第一批苏联专家组，沈阳的工厂并未恢复宁静，反而陷入一种更加亢奋而有序的忙碌。专家的建议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许多技术死结的思路，但要将这些思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依然需要消化、试验、攻关。更重要的是，安德烈临别时那句关于“培养自己人才”的忠告，如同重锤敲打在李云龙和赵刚心头，回响不绝。
“老赵，‘老大哥’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在返回沈阳的列车上，李云龙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已经开始泛绿的田野，若有所思，“光靠借人家的‘鸡’下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得有自己的‘鸡’，能下更好的蛋，甚至能孵小鸡。”
赵刚点头，深以为然：“这正是中央和东北局也在重点考虑的问题。依靠外援是必要的，但不能产生依赖。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人才培养和科研体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派出去’，选拔优秀青年和技术骨干，送到苏联去系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二是‘请进来’并‘用起来’，不仅继续引进苏联专家，更要大力发掘和用好国内现有的技术人才，包括那些留用的旧人员，以及从关内、从海外愿意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同时，还要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在工厂的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工人和技术员。”
回到沈阳，两人立刻将“人才培养”列为与“恢复生产”同等重要的核心任务，开始双线推进。
“派出去”，首要任务是选拔赴苏留学生和实习人员。这不是简单的挑选好学生，而是关乎未来工业骨干和国家建设者的战略布局。东北局和中央的指示很快下来：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局）为主，联合教育部，在东北地区（重点是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的大学、专科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以及重点工矿企业中，选拔一批政治可靠、基础扎实、年轻有为的人员，前往苏联的高等院校和工厂进行长期（大学）或短期（进修实习）学习。
命令一下，犹如巨石投入湖面，在知识青年和技术人员中激起巨大波澜。去苏联——那个传说中的社会主义强国、工业巨人那里学习！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报名者踊跃，竞争异常激烈。
选拔工作由赵刚主要负责。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制定了严格而公正的程序：政治审查（确保历史清白，拥护党的领导，有志于新中国建设）、文化考试（侧重数理化和外语基础）、专业能力考核（结合原学校成绩或工作表现）、体格检查，最后还要进行面试，考察其思想动态、学习目的和适应能力。
工业部大楼里专门腾出几间屋子作为选拔办公室，灯火通明。来自各单位的推荐材料堆积如山。赵刚亲自审阅重点人选的档案，组织专家进行专业面试。他特别强调，不仅要看成绩，更要看潜力、看志向、看是否具备吃苦耐劳和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一天，面试了一个来自沈阳兵工厂的年轻技术员，叫陆为国，二十出头，毕业于伪满时期的工科专科学校，解放后表现积极，技术钻研劲头足，在修复一台精密镗床时提出了关键建议。面试时，小伙子有些紧张，但谈到技术问题眼睛就发亮。
赵刚问他：“如果去苏联学习，你想学什么？将来回来想做什么？”
陆为国挺直腰板，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报告首长！我想学最先进的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咱们厂里很多设备都是仿制外国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想知道它们为什么这么设计，怎么才能设计得更好！将来回来，我想和老师傅、工程师们一起，设计制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更好的机床和武器！”
赵刚和旁边的专家交换了一个赞许的眼神。这个年轻人有想法，有抱负。
另一个面试者是大连大学化工系的一名学生党员，叫周晓芸，梳着短发，眼神清澈坚定。她谈到日本统治时期大连化工厂的污染和对中国工人的压榨，谈到她立志学好化学，将来建设清洁、高效、属于人民自己的化工厂，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生活早日实现。
李云龙也关心选拔，但他更关注那些从生产一线、从工人队伍中冒出来的好苗子。他跑到各厂，跟厂领导和技术科的人打听：“有没有那种肯钻肯干、手巧心灵、有股子琢磨劲儿的年轻工人？光有文凭不行，手上得有活，心里得有火！”
还真让他找到几个。比如铁西某机械厂一个叫“小榔头”的青工，只有小学文化，但车铣刨磨样样拿手，还爱鼓捣，自己琢磨着改进了几种工装夹具，提高了效率。还有兵工厂装配车间一个叫刘大柱的年轻钳工，眼神特别好，组装精密部件又快又准，还能发现图纸上细微的不合理之处。
“这些好苗子，光在车间里埋头干，眼界打不开！”李云龙对赵刚说，“也得送出去！让他们去看看‘老大哥’的大工厂是怎么干的，流水线是啥样，先进工具怎么用！哪怕只是短期实习，回来也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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