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冬天，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严峻姿态降临在东北大地。鸭绿江对岸的炮火声，已不再是隐约的闷雷，而是清晰可辨、日夜不休的轰鸣。敌机的骚扰日益猖獗，不止一次深入中国领空，在安东（今丹东）等地投下炸弹，造成了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不仅来自铁西区日夜不熄的炼钢炉，更来自国境线那边越烧越近的战火。
东北工业部大楼里的气氛，比窗外的寒流更加凝重。电话铃声、电报机的滴答声、急促的脚步声、压抑的争论声，构成了这里的主旋律。李云龙眼里的红血丝再也没有褪去过，脾气也愈发急躁。常规武器生产线已经绷紧到极限，但前线催要装备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要求更多、更快、更好。而那个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防空武器的短板，更是让他寝食难安。简易高射机枪如同儿戏，仿制高炮遥遥无期，林致远的火箭弹还在屡败屡战的泥潭中挣扎。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时不我待的焦灼，啃噬着他。
相较之下，赵刚显得更为沉静，但这种沉静之下，是同样高速运转的大脑和紧绷的神经。他不仅要处理日常庞杂的政务、协调各厂矛盾、安抚职工情绪，更将大量精力投向了更广阔的信息渠道。他深知，在几乎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闭门造车是致命的。他要求工业部下属新成立的“技术情报翻译室”（成员主要是外语好的归国人员和旧政权留下的译员）扩大工作范围，不仅要翻译有限得到的苏联技术资料，还要千方百计搜集、翻译一切可能获得的外部工业信息——欧美的科技期刊摘要、国际市场的商业动态、甚至是从香港、澳门等地转道而来的零散新闻报道。
他知道这如同大海捞针，但哪怕只有一丝微光，也可能照亮眼前的黑暗。
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翻译室负责人，一位姓沈的、戴着厚厚眼镜的留英归国学者，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电报，几乎是跑着冲进了赵刚的办公室。他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吓人。
“赵政委！重要情报！从香港转来的，源头是我们在伦敦的一个……商业联络点。”沈先生将电报稿放在赵刚桌上，声音压得很低，却掩饰不住兴奋。
赵刚接过电报，迅速浏览。电文不长，但内容却让他心头剧震：
“据悉，英国政府委托数家拍卖行，将于明年（1951年）1月中旬，在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公开拍卖一批‘战时剩余物资及部分淘汰工业设备’。清单初步披露，包含：美制及英制各类机床（车、铣、刨、磨、镗床，部分为大型及精密型号）约三百余台；中小型发电机组数十套；成套的化工实验设备（含部分制药设备）；一批军用野战医院设备（手术器械、X光机、消毒设备等）；大量各类金属材料（铝锭、铜材、特种合金半成品）；另有少量封存的军用车辆和通讯器材残件。拍卖面向‘合规’商业实体，但鉴于当前国际形势及‘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对共产党国家直接竞购可能设置障碍。建议速研对策。”
赵刚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打在他的心上。三百多台机床！发电机组！化工设备！野战医院设备！这哪里是“废铁”和“淘汰设备”？对于百废待兴、特别是面临战争威胁急需扩产和补齐短板的中国工业来说，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不，是久旱甘霖！尤其是那些可能包含的大型精密机床和发电设备，正是当前扩大军工生产和保障能源供应的关键瓶颈！
但电文最后那句“对共产党国家直接竞购可能设置障碍”，又像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巴统……这个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禁运和技术封锁的机构，他早有耳闻。直接以新中国官方或国营企业的名义去竞拍，无异于自投罗网，不仅买不到，还可能暴露意图，引发更多麻烦。
机遇与风险，巨大的诱惑与严酷的现实，同时摆在面前。
赵刚没有迟疑，立刻抓起电话：“接李部长办公室！老李在吗？让他马上过来，有急事！”然后，他对还在激动喘息的沈先生说：“沈先生，立刻回去，动员翻译室所有能用的力量，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尽可能搜集关于这次拍卖的详细信息！拍卖行的名字、具体时间地点、更详细的设备清单（特别是型号、产地、新旧程度）、预估价格、竞拍规则、可能的限制条款……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同时，查一下国际上，特别是香港、澳门，有哪些信誉良好、有跨境贸易经验、并且可能对我们抱有同情态度的华商或贸易公司。注意保密！”
“是！政委！”沈先生领命而去。
几分钟后，李云龙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大衣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老赵，啥事这么急？生产线又卡壳了？还是林致远那小子又把什么点着了？”
赵刚没说话，只是把那份电报递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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