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依旧繁忙如织，但空气里除了海水的咸腥，似乎还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霍启明坐在中环写字楼的顶层办公室，眉头紧锁，审阅着几份新到的询价单。与奥洛夫那条线的刻意疏远，并未让“信天翁贸易”的业务停滞，相反，随着大连产品质量和口碑的积累，来自东南亚、甚至中东的订单在缓慢增长。然而，这些订单利润微薄，且无法带来大连那边急需的“硬家伙”。
真正让他心绪不宁的，是另一条悄然浮现的线索。几天前，一位自称杰克·陈的美籍华裔商人，通过霍家一位远亲的关系找上门来。杰克·陈四十出头，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完全是美国做派，但能说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他声称自己常驻东京和旧金山，主要从事“战后特殊资产处置和跨太平洋贸易”，背景颇为神秘。
杰克·陈没有直接谈生意，先是叙旧攀交情，闲聊中“不经意”地透露：他的一些“美国朋友”，手上有不少“战后剩余物资”，包括一些“状况良好的二手工业设备”，甚至有些是“美军库存里替换下来的好东西”，比如“小型船用柴油机”、“轻型机床”、“甚至是成套的轧钢辅助设备”。这些东西在美国处理起来麻烦，但在东亚某些“正在工业化”的地区，可能很有市场。
“霍先生，我知道贵公司和大连那边有些合作。”杰克·陈点燃一支雪茄，烟雾后的眼神带着商人特有的精明与试探，“那边在搞建设，缺设备吧？尤其是……重一点的家伙。我这边有些货，价格绝对有竞争力，而且……运输渠道，有办法。”
霍启明心中一凛。对方不仅知道“信天翁”，还似乎隐约指向大连！这比奥洛夫那种半遮半掩的苏联渠道更让他警觉。美国人？美军剩余物资？这背后的水有多深？是单纯的商业冒险，还是另有图谋？是中央情报局的钓鱼，还是真正嗅到商机的国际掮客？
他没有立刻回应，只是打着哈哈，表示对任何有利可图的生意都感兴趣，但需要看到具体的货品清单、技术参数和合法的出口文件。杰克·陈也不急于求成，留下几张模糊的设备照片和一沓英文技术资料摘要，便礼貌告辞，说“等霍先生有兴趣再详谈”。
霍启明不敢怠慢，立刻将杰克·陈的出现、其透露的信息以及那些资料，全部加密打包，连同自己的疑虑，发往沈阳赵刚处。他知道，这可能是比苏联那条线更危险、但也可能带来意外突破的机遇。
大连的冬天寒风刺骨，但试点厂区和临时设备仓库里却热气蒸腾。波兰的“铁马”经过数月磨合，终于有三分之一能稳定产出基本合格的棉纱和混纺纱。虽然产量不高，质量也仅算中等，但意义非凡——这意味着大连的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了一小步，对香港来料加工的依赖减轻了一分。李云龙让人用这批自产纱线试制了一批加厚工装裤，质量居然还不错，成本比用进口纱线降低了近一成。
“海鸥计划”更是捷报频传。“海鸥三号”绕线机经过几轮改进，稳定性和噪音控制大有改善，已经小批量生产了十台，装备到各条生产线，绕线工序效率提升立竿见影。谭师傅团队信心大增，开始谋划下一个目标：仿制改进那台台湾钉扣机的自动送料机构，争取搞出更通用的“海鸥四号”小型自动送料装置。
然而，一个更宏大、也更棘手的需求，正从另一个方向压来。赵刚转来了来自更高层的指示：为应对东南沿海紧张的局势和运输压力，要求东北地区尽快恢复和提升中小型沿海、沿江运输船舶的建造与维修能力。 重点点名了大连、葫芦岛等几个有船舶工业基础的港口城市。
大连造船厂（前身是日占时期的船坞）接到了试制几条百吨级沿海货驳和修复几艘旧渔轮的任务。图纸和船体材料还能想办法，但最要命的是发动机。原有的旧式蒸汽机效率低下，维修困难；国内自行研制的船用柴油机还处于原型阶段，可靠性差。没有可靠的心脏，这些船就是一堆浮动的钢铁棺材。
造船厂的老厂长找到李云龙诉苦：“李组长，听说你们门路广，跟外面有联系。能不能想办法，搞几台能用的船用柴油机？二手的也行，哪怕是旧货，只要还能转，能让我们把船先开起来！现在是有船壳没心脏，急死个人啊！”
李云龙也犯了难。船舶发动机，这可不是缝纫机或小机床，技术复杂，体积庞大，敏感度也高。波兰的易货清单里没有这东西，香港的普通贸易渠道也接触不到。他正一筹莫展时，赵刚转来了霍启明关于杰克·陈和美国“剩余物资”的报告，其中赫然提到了“小型船用柴油机”！
李云龙的眼睛瞬间亮了，但随即又蒙上阴影。美国人的东西？这简直是火中取栗！政治风险比跟苏联搞灰色交易还大！可眼前造船厂的困境又实实在在。他急得在屋里转圈，最后把心一横，给赵刚回电：“老赵，船用发动机是卡脖子的事！杰克·陈这条线，能不能冒一次险？咱不碰敏感的，就只要旧的、民用的、小马力的柴油机，而且要通过好几层转手，绝不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只要机器能转，能让咱们的船先跑起来，积累经验，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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