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十六年，春。建康。
冰雪消融，秦淮河水泛着粼粼波光，在暖阳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岸边的柳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在微风中摇曳，一派盎然生机。然而，位于宫城内的文华阁，此刻却似乎依旧凝结着一股沉静而厚重的气息，与窗外明媚的春意形成了微妙的对比。这里，正在进行着一项关乎帝国文脉正统、乃至未来数百年史观定鼎的宏大工程——《大炎通史》的编撰。
《统一录》已成，奠定了新朝的法统依据与核心治国理念，如同帝国的宪法大纲。但王猛与冉闵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他们深知，要真正实现“华夏文脉永续”的宏伟目标，仅仅记录和颂扬当代的辉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既往的历史，尤其是经历了数百年大分裂、大动荡、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进行一次彻底的、系统的梳理与重构。编撰一部贯穿古今、脉络清晰，并能合理解释为何最终由冉魏终结乱世、重归一统的官方正史，已是势在必行。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政治合法性的深层需求。
然而，这部史书该如何写？笔锋如何运转？尤其是如何评价刚刚覆灭、在江南经营百年的东晋？如何界定曾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匈奴汉赵、羯族后赵等北地诸胡？如何平衡传统“华夷之辨”的严苛标准与现实中“胡汉一家”、共同构成新朝臣民的国策导向？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牵动着无数敏感的神经，关乎南北士人的情感归属，也考验着编纂者的智慧与勇气。
编撰重任，并未完全交由王猛及其麾下的北地文士主导。一则王猛身为尚书令，总揽朝政，日理万机，难以全身心投入；二则，也是更重要的，若要真正实现南北文脉的深度融合，消除隔阂，江南士林的积极参与和认可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学识、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情感，都需要在这部史书中得到尊重和体现。经过深思熟虑，并与王猛反复商议，冉闵做出了一个令朝野颇感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启用前朝重臣、江南士族领袖谢安，担任《大炎通史》编撰的总裁官之一，与王猛共同主持史局。
诏书下达至乌衣巷谢氏府邸时，谢安正于自家庭院的竹林旁抚琴。初春的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斑驳的光影，琴声淙淙，如流水，似心绪。听闻内侍前来宣旨，他指尖的旋律微微一滞，一个微不可察的颤音后，随即恢复如常，直至一曲终了。他神色平静，无喜无悲，恭敬地接下圣旨，礼仪周全地送走宫使。
回到书房，屏退左右，只留最信任的侄子谢玄在侧。谢安轻抚着那卷明黄色的绢帛，良久，才轻轻叹了口气，对谢玄淡淡道：“陛下……这是要将安，置于烈焰之上炙烤啊。”他岂能不知其中深意？让他这个前朝宰辅、江东士族代表来执笔评判晋室兴衰、书写当代史，无异于将他置于忠义与新朝、士族情感与历史事实、个人名节与家族存续的巨大撕裂之中。写得好，符合新朝要求，或可保全谢氏乃至部分江南士族的清名与政治地位，但难免被旧交故友视为“曲笔阿世”，背负骂名；若试图隐晦地为晋室张目，或过分强调江左正统，则立刻会招致灭顶之灾，家族倾覆就在眼前。这史笔，何止千钧，简直重若山河，系着身家性命与身后荣辱。
但，这同样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机会。一个将江南文化、士族理念、乃至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有机融入新朝正统叙事的机会；一个引导未来史观走向、为士族在新时代寻找合宜定位、甚至影响后世对这段历史评价的机会。风险与机遇并存，退缩则永无发声之机，迎难而上或可争得一线生机，乃至青史留名。
数日后，文华阁内专设的、气氛凝重的“史馆”中，第一次编撰会议召开。王猛与谢安并坐主位，王猛身着紫色官袍，不怒自威；谢安则是一身素雅儒服，气度从容。下首是来自北南双方的数十位硕学鸿儒，个个神情严肃，其中亦不乏如张翰等新科进士中的佼佼者，被选拔参与此项浩大工程，既是对他们的培养，也是引入新锐视角。
会议伊始，寒暄过后，议题很快便聚焦于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难点：如何为“魏晋南北朝”这段漫长而混乱的历史定性？如何书写匈奴汉赵、羯族后赵等北地胡族政权？又如何评价偏安江东百余年的东晋？
一位来自河北的老学者，性格耿直，率先发言，言辞激烈，带着北方学者特有的直率与对新朝的绝对忠诚：“陛下以武拨乱，以文反正，终结百年乱世，功盖千秋！依鄙见，自晋室失德，八王乱起，致使五胡窃据中原，神器蒙尘，司马氏仓皇南渡，苟安江左，直至大魏龙兴，廓清寰宇，其间百余年，皆可称为‘乱世’或‘僭伪期’！晋室虽承西晋正朔，然偏安一隅，不思北伐，苟且偷安，内斗不休，其行径与僭伪何异？当削其正统之位，与诸胡政权并列附录，略作记载即可，方显陛下混一华夏之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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