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清廷屡战屡败，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饱受批评。
而当时的西方列强也清楚意识到，中国几千年文化带来的阻力。
再加上，当时觊觎中国的是一群虎视眈眈的列强，大家都想分一杯羹。
这也形成了一种制约——不允许任何一国独占中国。
因此，全面以武力占领中国，既不现实，也不划算。
于是他们借助各类条约的签订，以条约体系实现对华夏的间接掌控。
这样既能避免激起华夏人直接的反抗，又能借助清廷从华夏获取利益。
西方列强通过武力缔结不平等条约，夺取经济利益，并向华夏渗透其文化，为更长远的利益铺路。
西方这一手段非常高明，因其并非直接控制与入侵。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伴随政治与经济上的屈辱，华夏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
。
之后更全面向西方学习，而传统文化却被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阻碍。
他们开始主动而激烈地去除华夏传统文化，却不知自己的行为已成为西方打压华夏文化的工具。
这样的文化和条约体系，使西方在近代华夏历史中既似游离在外，又无处不在。
这一点到了清末逐渐被更多华夏人察觉，尤其是当权的满清朝廷。
当满清朝廷发现外来势力已难以摆脱地影响其决策时，内部引发了巨大恐慌。
于是满清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外人，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这种行为模式，使人清楚看到西方在华夏推行条约体系时，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他们与华夏人交往时，所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和在本国时截然不同。
在本国谦逊有礼的人，到了华夏却变得颐指气使。
章太炎对此现象看得非常透彻，他说：
“那些在本国创造自由平等的人，却是对别国施加最不自由、最不平等的人。”
这些西方人在与华夏及其他被视为落后的国家交往时，怀有深厚的文化优越感。
在他们眼中，华夏人是“劣等”
民族。
因此可以对华夏人采用不同的行事标准，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
这种心态在某些教会传教士身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们来华自称“传教济人”
，怀抱“救世之婆心”
，
但实际上，民间与传教士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发生了大量事件。
他们常倚仗本国的不平等条约与武力压制华夏官民。
这样的行为在华夏百姓和世人眼中，显得极其虚伪——
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宣扬的“上帝之心”
完全不符。
当然，并非所有传教士都从心底认同这种帝国主义心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秉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而来。
他们带着傲慢的心态前来“拯救”
华夏人，然而华夏士人同样秉持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对他们冷眼相待甚至阻挠。
这种态度触犯了他们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难以接受，于是他们支持以武力教训那些不接受所谓上帝的“野蛮人”
！
一些传教士还为自己的粗 为寻找理由！
他们认为，华夏人把西方人看作“蛮夷”
，是违背了某教派中“爱邻如己”
的训诫！
西方人自认有责任引导华夏人走向上帝指引的道路！
如果劝说不成，便不惜动用强制手段！
因此他们辩称，是华夏人“违背规则”
在先！
于是他们便自以为可以不按常理对待华夏人！
讽刺的是，华夏士人本就有自己的文化认同与信仰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不接纳，在西人眼中却成了违规——这又是何等霸道的逻辑！
赢璃暗自庆幸，当他穿越而来时，华夏已步入强盛！
双航母、东风系列、强大的空中与海上战力，历经磨难后，华夏终于真正站了起来！
那时起，再无人敢轻侮华夏！
华夏依靠自身力量，壮大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与教育！
清晰可见的是，未来世界中心必将属于华夏，民族复兴大业正在实现！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亦在稳步推进！
华夏确确实实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祖龙敏锐地察觉到赢璃对眼前这个花旗国人的情绪变化。
“离儿，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忘了？”
“这个蛮夷所在的花旗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离我们九州大地远不远？”
祖龙望向赢璃，出声询问。
“父皇！”
“花旗国离九州大地一点都不近。”
“中间隔着一片浩瀚海洋！”
“可即便相隔如此遥远，这个国家的人仍不辞万里来到九州。”
“他们怀着什么心思，已经不言自明！”
“至于您问能否攻打……”
赢璃向太平洋方向远望，轻叹道：
“以目前的战船，很难跨越那么远的距离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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