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长白山的天气开始闷热起来。靠山屯养殖场门口的那场风波虽然过去了，但在屯子里引起的震动却久久没有平息。杨振庄单枪匹马去省城讨回公道的事儿，被屯里人传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他认识省里的大领导，有人说他手眼通天，还有人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专门来整治那些贪官污吏的。
这些话传到杨振庄耳朵里，他只是笑笑，该干啥干啥。每天早上还是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巡护队进山巡逻，回来后在养殖场忙活，晚上回家陪妻女说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只有王晓娟知道，丈夫心里憋着一股火。
这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下了，两口子躺在炕上说话。
“他爹，你这几天睡得都不踏实，是不是心里有事？”王晓娟侧过身，看着丈夫。
杨振庄叹了口气，坐起来点了根烟——自从上次戒烟后，他很少抽烟了，只有在特别烦心的时候才会抽一根。
“娟子，你说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他吐了口烟圈。
“省里不是都处理了吗？那个张为民停职了，卫生局的科长也抓了，他们还赔了咱们钱。”
“处理是处理了，可根子还没挖出来。”杨振庄说，“张为民一个工商局的小科长，就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整咱们？他背后肯定还有人。”
“你是说……”
“县里有人给他撑腰。”杨振庄说，“而且这个人官职不小，能量不小。否则，张为民不敢这么嚣张。”
王晓娟也坐起来，靠在丈夫身边：“那咋办？咱们还能把县里的大官也告倒？”
“能不能告倒，得试试才知道。”杨振庄说，“但我有感觉，这事儿还没完。那些人吃了亏，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三天后，新的麻烦来了。
这天上午，杨振庄正在养殖场里检查新一批獐子的生长情况，王建国急匆匆跑进来：“振庄哥，不好了！税务局来人了！”
“税务局？”杨振庄皱眉，“又来？”
“来了四五个人，说要查咱们的账！”
杨振庄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坐着三个穿税务制服的人，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梳着分头，戴着眼镜，看起来很严肃。
“哪位是杨振庄？”那人问。
“我是。”杨振庄说，“同志，你们是……”
“县税务局稽查科的，我姓刘。”那人掏出一张工作证，“有人举报你们偷税漏税，我们来查账。”
“偷税漏税？”杨振庄笑了，“刘科长，我们养殖场每个月按时交税，一分不差。这是完税证明，您要不要看看？”
“完税证明是完税证明，实际账目是实际账目。”刘科长说，“我们要看你们的所有账本，从开业到现在，每一本都要看。”
若兰站在旁边，听到这话急了：“刘科长，我们养殖场开了三年，账本有几十本，你们要看多久？”
“看多久是我们的问题。”刘科长冷冷地说，“怎么，不敢让我们看？”
“不是不敢。”杨振庄拦住若兰，“若兰，去把所有的账本都拿来。”
若兰咬了咬嘴唇，转身去了里屋。不一会儿，抱出来三大摞账本，放在桌上。
“刘科长，所有的账本都在这里。”杨振庄说，“您慢慢看。”
刘科长带着两个人，开始翻账本。他们看得很仔细，每一页都要看好久，还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
这一看，就从上午看到了下午。中午，杨振庄让人做了饭，请他们吃，他们也不吃，说“工作期间不能吃请”。
到了下午三点，刘科长终于看完了。他合上最后一本账本，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杨振庄同志，你们的账目做得不错。”他说，“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
“什么问题？”
“第一，去年八月份，你们有一笔收入，卖獐宝得款一万二千元。可你们报税的时候，只报了八千元。这是怎么回事？”
杨振庄愣了一下，看向若兰。若兰脸色发白：“不可能！那笔钱我们全额报税了，有银行转账记录！”
“转账记录是转账记录，账本是账本。”刘科长说，“账本上明明写着八千元。”
“把账本给我看看。”杨振庄说。
刘科长翻开账本，指着其中一页。杨振庄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那一页上，原本写着一万二千元的地方，被人用橡皮擦过，改成了八千元！虽然改得很巧妙，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
“这……”若兰也看到了，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不是我改的！我记账的时候明明是一万二千元！”
“不是你改的，是谁改的？”刘科长问。
“我不知道……”
“杨振庄同志，这涉嫌偷税漏税，数额不小。”刘科长严肃地说，“按照税法，要处以三倍罚款，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刘科长，这账本被人动过手脚。”杨振庄冷静地说，“您看这修改的痕迹，很明显是后来改的。我们的原始凭证还在，可以证明那笔钱确实是一万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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