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队推倒百年老宅时，我在房梁上发现一个檀木盒子。
打开后，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里，我正站在房梁下，仰头看着镜头。
而照片拍摄日期，是光绪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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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土机的声音停了一整个下午。
我蹲在门槛上抽烟，看着那个司机蹲在履带阴影里啃馒头。老宅的墙皮被震落了一小块，露出里头灰褐色的土坯，像老人露出的骨头。
“何工，”我喊他，“明天再推吧，今天先回。”
司机抬头看我一眼，嘴里嚼着馒头，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拆迁队的工头，窝在这破宅子里磨蹭了三天，就为了一座马上就要变成瓦砾的老房子。放在谁眼里都是怪人。
但这座宅子是我爷爷的。
老头去年走的，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房子拆的时候，你记得看着。”
我问看什么，他没答，眼睛就往房梁上瞟了一眼。
那一眼我记了一年。
烟抽到屁股，烫了手。我把烟头按在地上，起身往回走。老宅的门是歪的，得抬一下才能推开。吱呀一声，门槛上磨出一道白印子。
屋里黑。
我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眼睛才慢慢看见东西。堂屋空得很，能搬的早就搬走了，剩下些破烂家什堆在墙角，落满了灰。正对着门的墙上还贴着一张灶王爷像，褪得只剩个轮廓，像个鬼影。
我抬起头。
房梁是整根的老榆木，黑得发亮，不知道被油烟熏了多少年。小时候我躺在这堂屋的地上睡午觉，一睁眼就看见这根梁，觉得它像一条卧着的龙。爷爷说这梁是他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比这座宅子还老。
梁上落着灰，结着蛛网。
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出来。
正要低头，余光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我猛地抬头。
什么都没有。
只有灰，只有网，只有那根沉默的梁。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心跳才慢慢平下来。是老鼠，我告诉自己。老房子里老鼠多。
但我知道不是。
那一眼看见的东西，不是动的，是亮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梁上反了一下光。金属的光，或者玻璃的光。
我搬来梯子。
梯子是老式的竹梯，踩上去吱呀响，我每上一级都得等一等，等梯子不晃了再上。爬到一半，手已经能够着梁了。我摸了一把，满手的灰，还有干了的鸟粪。
再往上爬一级，我看见那个盒子了。
它就嵌在梁和墙的夹缝里，被灰尘盖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凑近看，根本发现不了。我伸手去够，够不着。再上一级，梯子晃了一下。
我抱着梁，另一只手伸进去，指尖碰到了木头。
盒子比我想的大，卡得很紧。我抠了半天，指甲都劈了，才把它弄出来。
檀木的。
巴掌大小，雕着暗纹，正面有个铜扣子，锈成了绿色。我拿袖子擦了擦灰，露出盖子上刻的字。四个字，篆书的，我认了半天才认出来。
“子孙永宝。”
我捧着盒子下了梯子，坐在门槛上，对着最后那点日光，打开了它。
里面是一张照片。
泛黄，发脆，边角卷起来。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穿着对襟褂子，站在一个院子里。他仰着头，看着上方，表情说不上是惊讶还是恐惧。
我看了很久，才认出来那个院子。
这个院子。老宅的院子。照片里的年轻人站的位置，就是我此刻坐着的位置。
我又看他的脸。
我摸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
门槛上，我和照片里的人对望着。
一样的眉骨，一样的鼻梁，一样下撇的嘴角。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毛笔写的，墨迹已经淡了。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五。”
二
我把照片翻回正面，举起来对着光看了很久。
光绪三十四年。
一九〇八年。
那一年，我太爷爷刚出生。爷爷说过，太爷爷是光绪三十四年生的，属猴。
可照片上这个人分明二十多岁。
他不是我太爷爷。
那他是我什么人？或者说，我是什么人？
我把照片小心地放回盒子，揣进怀里，起身往外走。推土机还停在那，司机已经吃完馒头，正靠着履带打盹。
“何工，”我喊他，“先别动这房子。”
他迷糊地睁开眼：“啊？”
“等我回来。”
我骑上摩托车，往镇上走。爷爷的弟弟，我叫二爷爷的，还活着，就住在镇上的养老院。老头九十多了，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爷爷生前和他不对付，两家走动得少。但有些事，只有他知道了。
养老院在镇子东头，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粉色的涂料，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我找到他的房间，门开着，他坐在窗边的藤椅上，对着外面发呆。
“二爷爷。”
他转过头，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没认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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