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乾三年夏，京城国子监的西厢房里，堆着如山的纸卷、笔墨和各地送来的“词汇清单”。周明坐在案前，手里捏着支狼毫笔，眉头却微微皱着——自通用语推广以来，虽有顺口溜、科举加试助力，但各地仍有乱象：江南把“玉米”叫“苞米”，西北称“水井”为“泉眼”，发音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把“车（chē）”念成“jū”，有的将“麦（mài）”读成“mò”，官民沟通时仍常闹误会。
“周先生，山东乡学的先生来信了，说学生总把‘犁铧（huá）’念成‘犁huà’，课本上只注了字，没标音，不好纠正。”助手捧着一封信进来，语气里满是无奈，“还有江南的商贩说，外地客户看不懂‘苞米’的告示，得反复解释才知道是‘玉米’。”
周明放下笔，揉了揉眉心——之前的通用语推广，多是“零散教学”，缺一本权威、全面的工具书。他忽然想起之前编《通用语常用300字表》时，百姓说“要是有本‘字典’，能查字、能听声、能看样就好了”。“对！编一本《通用语词典》！”周明猛地拍案，“收录常用词五千个，每个词都注发音、配例句、附插图，官民都能查，统一用词和发音！”
消息报给胤宸后，当即得到支持。胤宸下旨：由周明总领编纂，从国子监、乡学、格致工坊抽调十名熟悉通用语的先生、画师，组成“词典编纂组”，户部拨款支持，务必在一年内完成。
编纂工作一启动，第一个难题就来了——“选哪些词”。有人说该多收“经史词”，显得“正规”；周明却坚持：“词典是给官民用的，得选‘过日子的词’。先从‘衣食住行、农工格致’里选，比如‘稻、麦、布、皂、水车、犁铧’，生僻词一个不收。”
编纂组的人分头行动，去乡学、官市、工坊收集常用词。乡学的陈先生带来“学生常问的词”：“先生、课本、写字、读书”；工坊的李铁匠补充“农具词”：“淬火、模具、铁箍、锯子”；商贩们则列出“买卖词”：“价格、找零、公平、划算”。三个月后，五千个常用词的清单终于定了，像一串串串起民生的珠子，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个难题是“注发音”。京城方言是基础，但百姓多不识字，怎么让他们知道“dào”是“稻”的音？周明想了个办法：用“同音字标注”，比如“稻：dào，发音同‘到’”“铧：huá，发音同‘花’”；再附上“简单口诀”，比如“平声读得长，仄声读得短，‘车（chē）’长‘尺（chǐ）’短别弄反”。老画师还特意画了“发音口型图”，比如“发‘d’音时，舌尖抵上齿背”，直观又好懂。
给“玉米”选词时，又起了争议——江南称“苞米”，山东叫“棒子”，西北呼“玉蜀黍”。周明翻遍各地词汇清单，又问了十多个农户：“你们觉得哪个词最容易懂？”农户们都说“玉米”，因为“长得像玉，颗粒像米”，好记。最终定“玉米”为正名，在词条后注明“俗称：苞米、棒子，各地叫法不同，统称玉米”，既统一又不否定地方俗称，百姓更容易接受。
例句的编写更讲究“生活化”。不能写“玉米可食”，要写“秋天玉米熟了，煮着吃香甜，磨成粉能做饼”；不能说“水车用于灌溉”，要写“农民用水车抽河水，浇得稻田绿油油，粮食能多收”。有次编纂组写“肥皂”的例句，初稿是“肥皂可清洁”，周明看了说：“太生硬，改成‘用肥皂洗手，能洗干净泥土，冬天不冻裂’，这样百姓才知道肥皂的好处。”
插图是词典的“眼睛”，老画师每天伏案作画，力求“一笔一画见民生”。画“水车”时，他特意去城外稻田写生，把“脚踏板、轮辐、水槽”画得清清楚楚；画“犁铧”时，标注出“哪里是刃、哪里是柄，怎么安装在犁杆上”；画“玉米”时，不仅画了成熟的玉米棒，还画了“播种、长苗、结果”的小图，让人一看就知道玉米是怎么长的。
编纂到“育儿”相关的词时，周明还特意请了女子格致班的苏先生来帮忙。“摇篮”的例句，苏先生改成“宝宝睡在摇篮里，妈妈哼着歌，睡得香”；“辅食”的插图，画了“小米粥、蒸蛋羹”，旁边注“宝宝六个月后能吃，要煮得软”，满是温情。
一年后，《通用语词典》终于编成。深蓝色的封面，上面印着“宸乾朝通用语词典”七个大字，翻开后，每个词条都像一页小小的“民生指南”：“稻：dào（同‘到’音），田里长的粮食，能做饭。例句：农民春天种稻，秋天收割。插图：一片金黄的稻田，农民在割稻。”
词典首批印刷了一万册，很快分发到各省乡学、官市、工坊和边疆学堂。山东乡学的陈先生拿到词典，第一时间翻到“铧”的词条，对着“发音同‘花’”教学生，学生们很快就念对了；江南的商贩把词典挂在摊位上，遇到外地客户问“苞米”，就翻到“玉米”词条，指给客户看，再也不用反复解释；边疆的牧民拿着词典学通用语，看着“玉米”的插图，很快就记住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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