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川在第七次被工头骂“手脚不利索”的时候，把手里的扳手往水泥地上狠狠一砸。铁制的工具与地面碰撞发出刺耳的声响，惊飞了工棚屋檐下两只正在啄食面包屑的麻雀。三月的青岛还裹着一层湿冷，海风从工地临时搭建的铁皮围墙缝隙里钻进来，灌进他单薄的工装外套，像无数根细针，扎得胳膊上的旧伤疤隐隐作痛。
他蹲在地上，盯着水泥缝里顽强冒头的野草发呆。手机在裤兜里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时，“云飞”两个字跳得刺眼。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轻轻一拧，就打开了他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高中校园里的香樟树、粉笔灰味道的教室，还有永远晒着太阳的篮球场。
徐川和云飞是在高一开学第一天认识的。那时他刚从乡下转来县城高中，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母亲连夜缝补好的帆布书包，站在教室门口手足无措。班主任把他领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同桌就是云飞。男孩冲他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把手里的半块橡皮擦推过来：“我叫云飞，以后咱就是同桌了，有事儿找我。”
那时候的云飞是班里的“风云人物”，成绩好，篮球打得棒，身边总围着一群同学。而徐川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做题，就是坐在窗边看操场。是云飞拉着他加入篮球队，教他三步上篮；是云飞在他被嘲笑“乡巴佬”时，把他护在身后，跟人吵得面红耳赤；也是云飞，在每个周末的下午，拉着他去校外的网吧，两人挤在一台电脑前，玩一下午《英雄联盟》，再啃着五毛钱的冰棍儿走回学校。
高二上学期，徐川的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那天他正在上课，班主任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家里来电话，让他赶紧回去。他攥着电话筒，听着母亲在那头泣不成声的声音，手指关节捏得发白。回到教室时，云飞看出了他的不对劲，追着他问了一路。徐川蹲在教学楼后的梧桐树下，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了，把家里的事儿一股脑儿全说了。
“没事，”云飞拍着他的背，声音带着少年人的笃定，“我这儿还有攒的零花钱，先给你应急。实在不行，我再跟我爸妈说，他们肯定愿意帮你。”那天下午，云飞把自己攒了半年的两百多块钱塞给了徐川，还把新买的运动鞋也脱下来给他：“你家那边路不好走，这鞋防滑。”
可那点钱对于巨额的医药费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父亲躺在医院里，每天的住院费像一座大山，压得整个家喘不过气。母亲每天打三份工，眼睛熬得通红，头发也白了大半。徐川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学校待下去了。
退学的决定，他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告诉云飞的。两人坐在操场的看台上，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徐川低着头，声音沙哑：“云飞，我下周不来上学了，我得去打工，给我爸治病。”
云飞愣了半天，才抓住他的胳膊：“你疯了？还有一年就高考了，咱们说好要一起考去青岛的！你再等等，我再想想办法……”
“没用的，”徐川摇摇头，眼泪砸在冰冷的台阶上，“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不能再让我妈这么累了。青岛我就不去了，你好好考，以后替我看看那儿的海。”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打闹，只是沉默地坐着，直到宿舍楼的灯全部熄灭。第二天，云飞没来上学。徐川以为他生气了，心里又酸又涩。直到下午，云飞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跑来找他，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出来——全是他的课本和笔记。
“这些你都带上，”云飞的眼睛红红的，“就算去打工，也别把书扔了。以后要是想回来上学，随时找我，我帮你补。”他还把一枚篮球形状的钥匙扣塞给徐川：“这是我攒钱买的，你带着，就当是咱们还一起打篮球。”
徐川攥着那枚钥匙扣，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却烫得他心口发疼。他不敢再看云飞的眼睛，怕自己会后悔。第二天一早，他没跟任何人告别，就跟着同村的人踏上了去青岛的火车。火车开动时，他趴在窗户上，看着越来越小的县城，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不知道，那天云飞在火车站找了他整整一天，手里还攥着两张去青岛的旅游宣传单——那是他打算暑假带徐川去看海的计划。
刚到青岛的时候，徐川跟着老乡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钢筋、搬水泥，晚上累得倒头就睡。工棚里又冷又潮，冬天的时候，被子上都能结一层霜。他把云飞给的课本藏在枕头底下，偶尔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拿出来翻两页，看着上面熟悉的字迹，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有一次，工地加班到深夜，他累得坐在地上不想动。工头走过来，踹了他一脚：“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懒？不想干就滚蛋！”徐川盯着工头的皮鞋，突然想起高中时，云飞为了帮他出头，跟隔壁班的混混打架，也是这样不服输的眼神。他爬起来，捡起地上的工具，继续干活。那晚回到工棚，他把那枚篮球钥匙扣拿出来，放在台灯下看了很久，眼泪无声地落在钥匙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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