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栋楼的邻居们都很友善，只是有些奇怪的规矩。
比如晚上不能照镜子，家门口必须挂风铃。
直到我在楼下发现一个没挂风铃的房间。
房门虚掩，我好奇地推门进去。
屋里坐满了人，全是我的邻居。
他们齐刷刷转过头，脸上挂着完全一样的笑容。
手里都拿着一面镜子，镜面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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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栋楼，和城里那些贴着亮瓷砖、装着锃亮电梯、户户紧闭仿佛钢铁堡垒的新小区不一样。它灰扑扑的，六层，火柴盒似的杵在两条旧街交错的角落里，外墙爬满了年深日久的爬山虎，绿得发黑，夏天倒是阴凉，但一入夜，那些叶子被风一吹，哗啦啦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像无数只细长的手在无声地抓挠。
楼里的邻居们，出奇地友善，甚至友善得有些过分。搬来的第一天，对门的王姨就端来一碗温热的红豆汤，黏稠甜腻，她站在门口，笑得眼角的皱纹堆叠，反复叮嘱：“晚上记得，千万不要照镜子，家里的镜子，过了十点就拿布蒙上，实在不行，背过去扣着也行。记住了啊，千万千万。”斜对门的李叔，一个总佝偻着背、手里盘着两颗核桃的老头，在楼梯上遇见，也会慢悠悠地补上一句：“门口的风铃，挂稳当点，听见响动也别随便开门，等风铃声自己停。”
规矩不止这些。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很久，没人修，大家似乎也习惯了在昏暗里上下楼，脚步放得极轻。晚上过了九点，整栋楼就陷入一种沉滞的安静，电视机的声音压得极低，连小孩的哭闹都听不见一声。公共水房永远湿漉漉的，泛着苔藓的腥气，那面布满水渍和裂痕的长条镜子，不知被谁用厚厚的、看不清原色的布整个蒙住了，边角用胶带粘死。有一次我半夜口渴起来接水，迷迷糊糊朝那块凸起的布瞥了一眼，竟觉得那布幔的褶皱，在微弱的光线下，隐约勾勒出一张模糊的、向内凹陷的人脸轮廓。我激灵一下醒了盹，再不敢多看。
最让我心里发毛的，是他们的笑容。无论王姨、李叔，还是楼下总在织毛线的赵奶奶，六楼那个据说写不出东西的作家，他们笑起来，嘴角上扬的弧度，眼睛眯起的程度，都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热情，却冰凉；关切，却空洞。那种笑容看多了，夜里睡觉，眼前都晃着那一片整整齐齐的白牙。
但我需要这个地方。租金便宜，离我打零工的地方也近。我只是个穷画画的，接点零散的设计稿，钱总是不够用。这栋楼的种种怪异，在我捉襟见肘的经济面前，似乎都可以勉强忍受。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遵守着那些规矩：晚上绝不看镜子，门口挂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声音有些嘶哑的铜风铃，早早熄灯，在窸窸窣窣、似有若无的邻里活动声里，强迫自己入睡。
事情是从那个周四晚上开始不对劲的。
那天下了一场急雨，直到深夜才淅淅沥沥停住。空气又湿又闷，裹着尘土和腐烂植物根茎的气味。我被闷得睡不着，心里又烦——白天交上去的稿子又被挑剔的甲方打了回来，要求重改，这意味着又得熬几个通宵，而报酬依旧微薄。
我鬼使神差地下了床，走到窗边，想透口气。老式的铁栅栏窗外，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只有远处零星几点路灯的光，昏黄地晕开一小团。楼下那排平房——据说以前是仓库，后来有些租了出去——沉默地趴在黑暗里，轮廓模糊。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
整排平房低矮的门檐下，都悬挂着东西，在雨后微弱的反光里轻轻摇晃。是风铃。各式各样的风铃，陶土的、玻璃的、贝壳串的，和我门口那个一样，都是些旧东西。夜风穿过，它们本该发出零丁的响声，但此刻，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片区域静得可怕，连惯常的虫鸣都消失了。
只有最西头，那个一直空着、门扉紧闭的矮房门口，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挂。
这不对劲。我记得李叔说过，“咱们这栋楼，连带楼下这些屋子，都得挂，辟邪，安神。”那间房，什么时候租出去了？还是……
我的心莫名地跳得快了起来，喉咙发干。一种混合着好奇和莫名恐惧的情绪攫住了我。或许，只是新搬来的人忘了？或许，那里根本没人住？
我在窗口站了不知多久，眼睛死死盯着那扇没有风铃的门。它仿佛一个沉默的缺口，嵌在这栋被重重规矩包裹的楼体上，散发着不祥的诱惑。
第二天是阴天，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画稿上的线条歪歪扭扭。傍晚，我借口倒垃圾，下了楼。垃圾堆就在那排平房对面。我磨蹭着，眼睛瞟向西头。
那扇门依旧是空的。不仅如此，靠近了看，那门似乎并未锁死，留着一条细小的缝，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门框上积着灰，墙角挂着蛛网，不像有人常住的样子。
可如果没人住，为什么邻居们从未提起？这栋楼里，任何一点异常都该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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