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里那盏五瓦的电灯泡，昏黄的光晕下，烟雾和愁绪搅和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每个家庭成员的心头。
父亲杨国柱蹲在门槛里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那呛人的烟味，和他眉宇间拧成的“川”字一样浓得化不开。
他脚边放着一个半旧的搪瓷缸，上面“劳动模范”的红字已经斑驳。
母亲李秀兰坐在小马扎上，双手无意识地反复搓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角，眼神时不时瞟向桌上那张盖着红色公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知单”，每看一眼，脸色就更白一分。
杨术旺。
这个刚刚占据了此间少年躯壳的穿越者，此刻安静地坐在角落的条凳上，感受着这具身体里残留的彷徨，以及自己灵魂深处带来的、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震动。
大姐杨术红和姐夫周建军算是屋里穿着最体面的人。
大姐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姐夫是采购员，在这个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的位置透着让人羡慕的油水气。
周建军清了清嗓子，率先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爸，妈，老四下乡的事，不能再拖了。我托人打听了，机械厂保卫科确实缺个临时工的名额，顶上去，就不用去北大荒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家人，伸出三根手指，道：“得这个数。”
母亲李秀兰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道：“多少？”
“三百。”
父亲杨国柱闷闷地接过了话头，吐出一口浓烟，仿佛也吐出了这个足以压垮这个工人家庭的数字。
屋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母亲李秀兰手里的围裙彻底掉在了地上。
三百块！
在这个学徒工一月才挣十八块，一级工也就三十出头的1970年，这无异是一笔巨款。
死寂只持续了片刻。
大姐夫周建军从内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纸币，是十张显眼的大团结。
“我们凑了一百。”
他把钱推到桌子中央，语气带着采购员特有的精明，道：“不过爸，亲兄弟明算账，这钱算借的，年底前，得先还我们五十。”
大姐杨术红默不作声的坐在旁边。
大哥杨术刚和旁边穿着罐头厂工装的媳妇王招弟对视了一眼，她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大哥杨术刚这才开口，声音粗粝，道：“我们出八十。”
他也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
“老四有了工作，每月开了支，得先还我们五块，直到还清。”
他们夫妻俩刚从乡下抽调回城不久，太知道那片黑土地的苦寒与无望。
父亲杨国柱沉默地站起身，佝偻着背走进里屋，不一会儿，捧出来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他当着一家人的面打开，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纸币，声音沙哑：“七十块，家里的积蓄都在这儿了。”
母亲李秀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得多的手缝布包，倒出里面所有的钱，大多是毛票。
“这里是十五块三。“
所有的钱都堆在了桌子中央。
父亲杨国柱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嘴唇哆嗦，道：“还……还差三十五。”
父亲杨国柱犹豫再三，无奈的叹息一声，又拿出一个信封，道：“老三给的津贴先用了吧。”
母亲李秀兰眼泪再也抑制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砸在那些凝聚着一家人心血的纸币上。
杨术旺看着桌上那堆钱，十元的大团结上印着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五元的炼钢图案火光灼灼……
每一张都带着不同的褶皱和痕迹，浸透着这个工人家庭每一个成员的汗水、算计、亲情和希望。
在二十一世纪，他一个月能挣几千块，却从未感觉金钱有如此沉重温暖的质感。
父亲杨国柱用机油浸染得再也洗不干净纹路、关节粗大的手，将所有钱归拢，用手帕包好，尽可能让语气平静，道：“明天，我带老四去厂里办手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
父亲杨国柱换上了他最体面的，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工装，胸口别着一枚红色的毛主席像章。
头发用水仔细梳过，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把那个装着一家人温暖的手绢包，郑重地塞进了内衣口袋，还特意在外面按了按。
“走吧。”父亲杨国柱对杨术旺道。
机械厂离他们家不算远，穿过两条满是标语墙的街道就到了。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铁锈混合的独特气味。
厂门口高悬着巨大的红色标语：“抓革命，促生产”。
工人们三五成群，推着自行车，说说笑笑地走进厂门。
父亲杨国柱对这里很熟，但他今天没有走熟悉的车间路线，而是带着杨术旺径直走向厂部办公楼。
他的步子迈得很大，很急，背挺得笔直。
人事科在一楼。
父亲杨国柱在门口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才抬手敲响了那扇漆成深绿色的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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