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政委。”刘峰点头。
看着宁政委有些蹒跚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尽头的人流里，刘峰站在原地，静静地点燃了一支烟。烟雾袅袅升起，融入了北京的夜色。
送走宁政委，小屋重新安静下来。那两瓶啤酒和一小包花生米还摆在桌上，像两个时代的注脚，突兀又和谐地并置着。
刘峰没有立刻去弄晚饭。他重新坐下，就着窗外完全沉下的夜色和屋内昏黄的灯光，点燃了一支烟。烟雾丝丝缕缕，模糊了他沉静的面容。
宁政委的到来，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搅动了一些沉底的记忆。不是关于文工团的，也不是关于个人的得失，而是更深层、更沉重的东西——关于战争，关于那些真正被战争改变了命运的人。
他想起了前世。硝烟散尽后，文工团自然也组织了慰问演出，去部队，去荣军院。他记得那些场面：舞台上，林丁丁、郝淑雯她们依旧光彩照人，歌声甜美，舞姿曼妙，代表着来自后方的、程式化的关怀与崇敬。
而台下，是黑压压的士兵。他们大多非常年轻，许多人的面庞还带着未脱的稚气，眼神却已是一片荒芜的沉寂。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袖管空空，更多的是看上去完好无损，却面无表情，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又仿佛穿透了舞台，看向了某个遥远而痛苦的虚空。掌声是稀落的、机械的，更多时候，台下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安静。他们不在乎台上跳的是什么《洗衣歌》，唱的是什么《英雄赞歌》，他们的灵魂似乎还留在南方的丛林里，留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和战友倒下的瞬间。
战后创伤应激障碍——这个几十年后才会被广泛认知的词汇，在那个年代，只被模糊地称作“思想问题”或“神经衰弱”。那些夜里惊悸尖叫的，那些变得沉默孤僻易怒的，那些听力被炮火永久损伤、活在无声世界的……他们回来了，却又好像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而自己呢?刘峰下意识地摸了摸右臂，想起那处早已愈合却每逢阴雨天依旧酸痛的旧伤。比起那些永远失去肢体、甚至失去生命的战友，比起那些内心破碎难以弥合的士兵，离开文工团的“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前世的自己，沉浸在个人的委屈和时代的洪流中，竟也未曾如此清晰地思考过这些。重生归来，带着几十年后的视角，再看那段历史，悲悯之情如同潮水般漫上心头。
那些十八九岁的士兵，他们需要的或许不是一场精致却隔阂的演出，不是口号式的赞美，而是真正的理解、切实的关怀，以及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重新融入社会的路。
窗外，北京的夜晚渐渐喧嚣起来。邻居家的电视声、孩子的笑闹声、远处隐约传来的摩托引擎声……这是一个正在努力告别沉重过去、奔向未知未来的城市。绝大多数人，并不曾真正触碰过战争的残酷底色，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琐碎和即将到来的经济活力。
刘峰深深吸了一口烟，将最后一点烟蒂按灭在铝制烟灰缸里。
他能做什么?他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个体户，人微言轻。他改变不了大环境，也无法抚平所有伤痕。
但他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下次再去联系那些街道厂、小企业时，可以多问一句，他们是否需要人手?是否可以优先考虑那些复员转业、特别是身上有伤却依旧能干的退伍兵?他的咨询公司，或许也可以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为需要帮助的退伍军人和急需人手的用工单位，悄悄搭一座小小的桥。
这很难、他知道。许多单位并不愿意接收“麻烦”的伤残退伍兵。但这总好过什么都不做。
思绪至此，心中那点因为宁政委来访而泛起的微澜，彻底平复了。个人际遇的沉浮，在更大的时代悲欢面前，显得渺小。离开文工团，他失去了那条看似光鲜的坦途，却得以更真切地触摸到这个时代的脉搏，以及其下隐藏的伤痛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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