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的长沙，潮湿的风卷着梧桐叶掠过定王台的街角。
舅舅的“知新书店”玻璃橱窗上，褪色的“全场五折”海报被雨水洇湿边角。
透过蒙尘的玻璃，能看见实木书架上的《辞海》、《资治通鉴》们整齐地挺着脊背，像一群被遗忘的士兵。
那时巷口的王娭毑不再来买《老年保健》，说儿子在星沙的玩具厂被裁了员；中学教语文的李老师也少了订杂志的频次，说学校拖欠了两个月工资。
舅舅仓库里的八千册教辅书原是瞅着开学季进的，谁料金融危机像块滚进湖心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漫过珠江口，又在洞庭湖畔荡开——家长们攥紧了钱包，连《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都要等半价促销。
仓库里霉味混着油墨味扑面而来，舅舅正蹲在纸箱堆里整理滞销的书，深蓝工作服袖口磨得发亮。
他指尖划过一本《东南亚经济概论》的书脊，突然重重叹了口气——这些三个月前还被视作珍宝的书籍，如今只能按两毛五一斤的废纸价处理。
卷闸门哐当拉开，收废品的老汉推着三轮车进来时，舅舅别过脸去看窗外灰蒙蒙的天，喉结在泛青的胡茬里滚动了两下。
舅舅用电子秤分好几次才称完堆成小山的书——总共四百二十七斤，算下来不过一百零六块七毛五。
他把钞票捏得发皱，突然听见隔壁文具店老板娘在打电话：“香港的亲戚说，那边的股票跌得连渣都不剩......”
坡子街的湘菜馆里，煤油灯在穿堂风里跳着不稳的光斑。
舅舅夹起的口味虾在瓷盘上滴下三滴红油，突然开口：“听电业局的老张说，下个月电费还要涨两成。”
他腕子上的上海牌手表蒙着雾气，那是去年书店盈利时咬牙买的，如今表链已经磨出铜色。
我望着他磨出毛边的袖口，想起上周在巷口看见的场景：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们围坐在柜台前织毛衣，说商场要改成超市出租摊位。
“深圳的电子厂倒了一片。”舅舅说。
我搅着碗里的酸汤，突然想起学校后门的“星际网吧”。
每天下午三点就排起长队，穿校服的学生攥着皱巴巴的五元纸币，眼睛盯着屏幕上闪烁的 OICQ头像的场景。
“我们班同学说，上网查资料比去图书馆快十倍。”我说。
舅舅的筷子“当啷”碰在粗陶碗上，浑浊的眼球突然映出煤油灯的光。
他摸出笔记本，纸页间夹着张泛黄的书店进货单，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房租八千，库存积压十六万，银行贷款还有三个月到期。
笔尖在“老家县城中学三千学生”上画了三个圈，突然划破纸页：“可文化局说，办互联网牌照要验资五十万......”
他声音低下去，像被潮湿的夜色浸软，“你舅妈把金镯子都当了，还差二十三万。”
老家县城的冬天带着刺骨的潮气，舅舅的二八杠自行车碾过结着薄冰的青石板路，军大衣口袋里装着四处凑来的借条。
文化局的铁栅栏后，办事员的搪瓷杯冒着袅袅热气：“全省就三家试点单位，光消防验收就要过五关。”
舅舅盯着文件上“最低五十台电脑”的条款，指甲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几个字上掐出月牙印——他数过存折里的数字，连买十台二手电脑都紧巴巴。
转机出现在腊月廿三的合峰电脑城。
舅舅站在“新世纪网吧”楼下，听着楼上此起彼伏的“人族速矿”“空投闪电兵”，突然看见穿皮衣的网管抱着主机出来维修。
“这机子内存才 32M，硬盘 4.3G。”
网管踢了踢主机箱，“老板要换奔腾Ⅱ，这些老伙计都当废品卖。”
舅舅蹲下身，指尖划过机箱上的“星际争霸”贴纸，突然想起老家县一中的机房只有五台 386电脑，学生们轮流上机时眼睛都在发光。
城中村的三层小楼外墙爬满青苔，墙根堆着发霉的蜂窝煤。
房东是个戴老花镜的退休教师，手里的招租启事被呵气染湿：“二楼阁楼算半间房租，水电按居民价算。”
舅舅摸着楼梯扶手的木纹，看见墙缝里塞着 90年代初的高考复习资料，突然开口：“我租三年，押金五千，头年房租先付半年。”
他掏出用报纸包着的现金，里面混着三张泛黄的国库券，那是外婆留给他的。
1998年
元宵节的鞭炮碎屑还没扫净，“新起点网络会所”的灯箱就亮了起来。
十六台二手电脑挤在七十平米的空间里，显示器支架上的“星际争霸”贴纸被舅舅小心揭下来，换成自己手写的“文明上网”。
我跟着他爬梯子贴标语时，看见他裤脚沾着的水泥灰——那是他在建材市场扛了三天水泥，才攒够买墙纸的钱。
“布线得走明管，不然消防过不了。”
电脑城的小陈师傅叼着烟，用万用表测着墙上的插座，“你这电话线还是单线，拨号上网顶多带八台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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