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人，是东吴得以割据的肱股重臣，兼通文武才略。他与孙策交好，辅佐孙权继位，不仅主持指挥了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击败了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曹操南征大军，而且在音乐上还有“曲有误，周郎顾”的美名，只可惜英年早逝，死于赤壁之战两年后。而孙吴政权的正式建立，还要再等十九年，于是乎错过了很多发展家族的机会。
在汉末乱世中，大部门豪族们最更感兴趣不是振兴家邦，而是趁乱掠夺人口和土地，将其变成自己名下的佃客和私田，对官府隐匿不纳税。很多历史上光鲜的名字，即便充当着国家大臣，其实也是在为门户私计考虑，而不是什么伟大崇高的理想。于是乎动荡近百年，魏晋时期的人口比汉朝时十不存一，很多都不是死亡而是隐户，门阀实力逐渐尾大不掉。
相对而言，吴国的豪族比魏国、蜀国的更没有底线，几乎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依赖于豪族支持而得以割据的孙家皇帝们，也没有太在意民生治理，任凭东南大族野蛮扩张。东吴将领、大臣们的通常操作是，把战争中略取的男女老少通通纳入麾下，不向官府服劳役、缴赋税，强壮的“健儿”编成精锐部曲，羸弱的老幼则随军就近分配耕田，然后家族子弟有的当文官有的当武将，文官在中枢掌握权力，武将在地方带兵自保，互相配合着壮大家族，犹如一个个独立自主的小军阀，最终组成“东吴”这个松散的国家框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等规模的陶璜家族，小型规模的修允家族，都是例子。甚至还用“奉邑”这样光明正大的雅号，称呼被大小军阀们直接统治的郡县。周瑜早逝，而且不屑于此，恰好让其家族错过了这几十年的关键机会，逐渐没落。
所以在东吴的记载里是这样的。（一）陆逊。稍微有点节操，还能把挑剩下的老弱分给官府：“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讨伐豫章叛军“料得精兵八千馀人”。（二）诸葛恪。“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恪自领万人，馀分给诸将。”“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四）潘璋。打仗兼做生意：“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征伐止顿，便立军巿，他军所无，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僣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简而言之，都是藩镇性质的半独立家族。（四）其他东吴将领们，往往也是按属地划分钱粮区，然后借机传给子孙，例子不胜枚举。程普“治沙羡，食四县”，周泰“所在皆食其征赋”，吕范“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等等。
在这群骄兵悍将的饕餮盛宴之中，周瑜显得是那么地鹤立鸡群，他固然也会掠夺人口来补充士兵，但内心并非将其当做常态，而是只当作战时的临时措施，没有太大的私心。他死亡时，把已经隶属于名下的士众四千馀人，以及奉邑整整四个县，全都转让给了鲁肃，而不是如其他人那样传给儿子，确实有胸襟和风度。鲁肃死时又把这支万馀人马悉数转让给吕蒙，心中尚且有国兵和私兵的区分概念，也称得上高洁。再往后，东吴就没有这样无私的人物了。
周瑜的后代中，长子周循官至骑都尉，娶公主孙鲁班（孙权之女），早死而无子。次子周胤，娶孙氏宗室女，担任兴业都尉，被赐予了亲兵一千，封都乡侯，但是却因“湎于酒色”这样的小罪名，被孙权免官为民，剥夺了所有的待遇和财富，并流放到庐陵郡。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这些还有公心的东吴大臣们屡次上书，说像周瑜这样的功臣后代，不应该被严苛至于此，但是周胤直到病死才被赦免，家族的重振也就毫无可能。
他们庐江周氏原本是个豪族，但其大本营是庐江郡，已经多年因战乱变成无人区，被吴、晋两国各占据一半，失去了田地、佃客和收入来源。他周瑜可以高尚，却因此谦让行为导致子孙吃不上饭，实在是令人叹息。这不是孤例，东吴第一批大臣将领们，除了少数化奉邑为封土、转领兵为私兵的聪明人，其他的都混得一代不如一代。最终江东地区的本土豪族，像吴郡的顾氏、陆氏等等，凭借着位于本地的可持续人力和财力，转而跃居其上。
眼前的周况，就是周胤之子、周瑜之孙，从小做着低三下四的罪臣子弟，空有良好的家学教育，直到父亲死了被赦，自己才得以从政。到了他这一代，和东吴上层几乎没有来往了，也送不起礼物去攀人情，在岗位分配上难免要吃亏。朝廷看在他爷爷的面子上封以县令之职，但挑选的却是其他人不屑于来的偏远东安县，纯粹是做个“不忘功勋子弟”的样子罢了。他被弃置在这荒山野岭，做着谁也不再搭理的卑官，只能混得醉生梦死。
包括“县长”这个称呼，都隐含着周况的悲哀，连“县”也是分高低贵贱的。秦汉以来的规则，“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也就是说，千石的叫“县令”，三、四百石的叫“县长”，县官地位有将近三倍的差距。可以类比的还有交州，像合浦、郁林等偏远地的郡守，和中原的郡守也有差距，如果调动入中原得降低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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