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买东西。”
许天敲了敲柜台。
那老头一个激灵，猛地抬起头，睡眼惺忪地看着许天和吴文斌。
“买啥？”
他不耐烦地问道。
“来两包火柴，一袋盐。”
许天笑着说。
老头慢吞吞地从柜台下面摸索出两盒火柴，又从货架上拿下一包已经有些受潮结块的盐，扔在柜台上。
“一块二。”
许天递过去两块钱。
老头拉开一个木头抽屉，从一堆毛票里，翻找了半天，才凑够八毛钱零钱，一把拍在柜台上。
整个过程，他连眼皮都没多抬一下。
吴文斌站在一旁，看得直皱眉头。
这就是供销社？
这哪里是商店，这比他老家的杂物间还不如。
就这种服务态度，能有生意才怪了。
许天像是没看到老头的冷脸，他把找回的零钱揣进兜里，又笑着开口了。
“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
“这供销社，现在一个月能有多少流水啊？”
老头警惕地看了他一眼，把身子往后缩了缩。
“你谁啊？查户口的？”
“不是不是。”
许天连忙摆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寻思着，这镇上人也不少，怎么店里这么冷清呢？”
老头斜着眼睛看了看许天递过来的烟，是红塔山，这算是好烟了。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夹在耳朵上。
“哼，冷清？”
老头嗤笑一声，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镇上开了三家超市，两家是温州人开的，一家是本地人开的。”
“人家那货又全又便宜，服务又好，谁还上咱这儿来？”
“我们这，现在也就是卖点盐巴、化肥、农药，还有些老头老太太，念着旧情，偶尔过来买包针线。”
“一个月流水？好的时候千把块，不好的时候，几百块。”
老头叹了口气，指了指自己。
“就我这一个月一百八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许天点了点头，又问道：“那您没想过也进点新货，跟他们竞争竞争？”
“想？怎么没想过！”
老头的情绪激动起来，把耳朵上的烟拿下来，在柜台上磕了磕。
“想进货，得跟县联社打报告，等他们批。”
“等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再说了，就算批下来，钱呢？”
“县里账上就是个空壳子，哪有钱给你进货？”
“我们主任去年想自己掏钱，盘活这个店，搞承包。报告打上去，半年了，屁都没放一个！”
老头越说越气，最后狠狠一拍柜台。
“这地方，就是个等死的地方！混一天算一天吧！”
从供销社出来，吴文斌的脸都黑了。
“许哥，这……这也太烂了吧！从根上都烂透了！”
许天很平静，他跨上自行车。
“走，下一家。”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许天和吴文斌真的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旅人，骑着那两辆破车，穿梭在江城县的十七个乡镇之间。
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供销社。
有的像沙河镇那样，在苟延残喘。
有的已经彻底关门大吉，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院子，被野草和垃圾占领。
有的则被内部人承包了，变成了小卖部、小旅馆，甚至麻将馆，账目混乱，自负盈亏，和总社已经没什么关系。
他们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职工。
大部分都像第一个老头那样，麻木，绝望，混吃等死。
也有一些中年职工，上有老下有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眼神里写满了焦虑和迷茫。
当然，也有例外。
在城关镇的一个农资服务站，许天见到了一个叫王秀莲的中年女人。
她的服务站是许天见过的，唯一一个还在正常盈利的网点。
地方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化肥、种子、农药，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
王秀莲不善言辞，但干活麻利，对各种农资产品的性能、用法，了如指掌。
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都认准了她，宁愿多走几步路，也要来她这里买东西。
许天和她聊了很久。
王秀莲不像别人那样抱怨，她只是说问题。
“许同志，不是我自夸，我要是能自己做主，这个店的生意，至少能翻一倍。”
“现在是什么时节？快要种冬小麦了。”
“农民最需要什么？复合肥。”
“可县里非要调拨那些积压的尿素下来，占着我的仓库，占着我的资金，我跟他们反映了八百遍，没人听！”
“还有，现在的种子，更新换代快得很，省农科院出了好几个新品种，产量高，抗病强。”
“我想进，没渠道，县里也不给批。”
“眼睁睁看着外面的私人经销商，把钱都赚走了。”
她看着许天，眼神里带着一股不甘和渴望。
“许同志，你们是县里来的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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