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来得比洛疏舟预想的要快。
那天午后，他正在城南的破庙里翻阅赵秉文给他的那些资料，忽然听到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前面那个脚步慌乱，后面那个沉稳得多。
洛疏舟将资料塞进怀里，握紧了那根榆木棍。
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郑子谦，身后跟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那陌生人约莫三十出头，面色蜡黄，眼窝深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的右手缠着厚厚的布条，布条上渗着暗红色的血迹，像是刚受过伤。
“洛兄弟，”郑子谦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急切，“这位是周大人——周怀仁，周御史。”
洛疏舟心中一动。
御史台的御史。李家的人。
“周大人曾在御史台任职，”郑子谦快速解释道，“二十年前，他还是御史台的一名主簿，乌台案的卷宗，他经手过。”
洛疏舟的目光落在周怀仁身上。
周怀仁抬起头，与他对视。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光芒——有恐惧，有犹豫，有一种被压了很久的、随时可能熄灭的微光，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近乎哀求的东西。
“你经手过卷宗？”洛疏舟问。
周怀仁点了点头，声音沙哑：“不光是经手。那桩案子的原始卷宗，在移送中书门下之前，我……我抄录了一份。”
洛疏舟的呼吸微微一滞。
原始卷宗。
那里面有沈明远的供词，有那些“证据”的来龙去脉，有证人——那些所谓的“证人”——的证言。这些都是赵秉文给不了他的，是林怀远给不了他的，是任何人的记忆都无法替代的铁证。
“那份抄录本在哪里？”
周怀仁没有回答，而是转头看了一眼身后，像是怕有人跟踪。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那不是在撒谎时的紧张，而是一个被逼到了绝路的人，在交付最后一张底牌时的恐惧。
“周大人，”郑子谦在一旁低声劝道，“你既然来了，就别再犹豫了。”
周怀仁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一只油纸包。油纸包不大，巴掌见方，用麻绳扎得紧紧的，外面又裹了一层防水的桐油布。他的手在发抖，油纸包在他手中颤巍巍的，像一片被风吹得快要落地的枯叶。
“这就是。”他将油纸包递给洛疏舟，声音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二十年前，我抄录完之后，将原件还了回去，这份抄录本藏在了御史台后院的夹墙里。一个月前，我趁夜取了出来。”
洛疏舟接过油纸包，没有急着打开。
“为什么要给我？”
周怀仁沉默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缠着布条的右手。那布条上的血迹已经干涸了，变成一种暗沉的黑褐色，像是烙在皮肤上的某种印记，永远都洗不掉。
“因为，”他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我快死了。”
洛疏舟的手微微一顿。
“三天前，我查出了肺痨。”周怀仁抬起头，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有一种将死之人特有的、看透了一切之后的平静，“大夫说，最多还有半年。我不想带着这个东西进棺材。二十年前那桩案子，我虽然没有参与，可我眼睁睁看着它发生，眼睁睁看着那些人被冤枉，眼睁睁看着真相被掩埋……我没有站出来。”
他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更深的东西——良知的灼烧。
“二十年了，我每天都在后悔。”他说，“每天晚上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沈明远的脸。我见过他，在御史台的牢房里。他被提审的时候，从我面前走过。他穿着囚服，戴着枷锁，可他的腰杆挺得笔直，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干净的。”
周怀仁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无声地滑过他蜡黄的脸颊，滴在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上。
“二十年了，我不敢说，不敢提，甚至不敢想起那桩案子。可现在……我快死了。我不想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
他跪了下来。
膝盖磕在青石板地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他弯下腰，额头触地，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求求你，”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替他们讨个公道。”
洛疏舟看着跪在地上的周怀仁，没有说话。
他蹲下来，将油纸包放在膝头，解开麻绳，打开桐油布，露出里面层层叠叠的宣纸。宣纸已经发黄发脆，边缘有些破损，但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一笔一画都极其工整，工整得像是在完成一件使命。
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沈明远的供词。那些“证据”的清单。证人的证言。审案的过程记录。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每一条证据都明明白白。
在这些铁证面前，所谓的“讥讽朝政”，所谓的“结党营私”，所谓的“意图谋反”——都像纸糊的灯笼一样脆弱不堪。
洛疏舟将油纸包扎好，重新塞进怀里。
“起来。”他对周怀仁说。
周怀仁抬起头，泪流满面。
“这个公道，”洛疏舟说，“我会替你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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