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来，南方的太阳便似被钉在了苍穹之上。
自四月末最后一场小雨过后，三州十七县的天空便再也没落下过一滴雨水。起初，百姓们还抱着侥幸，每日清晨扛着锄头跑到田埂上，望着龟裂的土地祈祷；可日复一日，毒辣的日头烤得泥土发白，地里的秧苗先是蔫头耷脑，再是枯黄卷曲，最后竟如枯草般一折就断，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
衡州是南方的产粮重镇，往年此时，湘江两岸本该是稻浪翻滚、蛙鸣阵阵，可如今放眼望去，却是一片触目惊心的赤黄。龟裂的田地上，裂缝宽得能塞进拳头，裸露的泥土被晒得滚烫，踩上去能烫得人跳脚。农户王二柱蹲在自家田头，双手插进干裂的泥土里，指甲缝里塞满了尘土，眼泪无声地淌下来，砸在地上瞬间就没了踪影。“老天爷啊，你咋就不下雨呢？” 他喃喃自语，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这可是全家的指望啊，没了收成，我们一家老小咋活啊？”
他家五亩水田，是祖辈传下来的基业，往年能收三千斤稻谷，足够全家吃穿，还能余粮换些布匹、农具。可今年，秧苗刚长到半尺高就全旱死了，田埂被晒得崩裂，连地下水都渗不出来。他和妻子提着水桶，从三里外的小溪挑水灌溉，可溪水早已见底，只能舀到些许浑浊的泥水，倒在地里像泼了一盆热油，瞬间就蒸发了。不到半个月，夫妻俩就累得脱了形，水桶换了两个，肩膀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可地里的秧苗还是没能保住。
类似的场景，在南方三州随处可见。永州的山林成片枯死，野兔、山鸡等野兽四处逃窜，饿极了甚至跑到村里啃食树皮；桂州的河流断流，河床裸露在外，鱼虾早已死绝，只剩下干裂的河底和腥臭的淤泥；无数农户背着铺盖卷，牵着孩子、赶着瘦骨嶙峋的牛羊，踏上了逃荒之路。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跟着人流往前走，希望能找到有水、有粮食的地方。
“走，去衡州府！官府总不能不管我们吧？” 逃荒的人群中，有人高声喊道。可当他们抵达衡州府城外时，却被城门紧闭的景象泼了一盆冷水。城门楼上，官兵手持长矛，严阵以待，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 “严防流民入城，以免疫病传播”。
“官老爷，开开门吧！我们快饿死了！” 人群中有人哭喊着，朝着城门跪拜，“求您给口饭吃，给条活路啊！”
城楼上的军官面无表情，挥了挥手：“奉知府大人之命，任何人不得入城！再敢喧哗，乱箭射之！” 话音刚落，几名官兵拉开了弓箭，箭头对准了城下的流民。
流民们绝望了，哭声、骂声、哀求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城外的空地上。他们不知道，衡州知府早已将灾情瞒报，向朝廷递上的奏报竟是 “南方风调雨顺，稻谷长势喜人，预计秋收丰稔”。
衡州知府周世昌，是个典型的贪官污吏。他深知，一旦上报灾情，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政绩，还可能被朝廷问责，丢了乌纱帽。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和当地的粮商勾结，打算趁灾囤积居奇，大发一笔横财。“灾情？什么灾情？” 周世昌坐在府衙的太师椅上，手里端着冰镇的酸梅汤，悠闲地扇着扇子，对前来禀报的衙役说道，“不过是些许干旱，无碍大局。告诉下面的人，谁也不许乱说话，谁敢造谣生事，严惩不贷！”
衙役面露难色：“大人，城外流民越来越多，再不管怕是要出乱子啊！”
“出什么乱子？” 周世昌眼睛一瞪，“有官兵守着城门，他们还能翻天不成？再说了，就算出了事，只要朝廷不知道灾情，谁能怪到我头上？” 他顿了顿，又道，“你去告诉张老板他们，粮食可以开始涨价了，按现在的行情，每石米先涨五钱银子，后面再慢慢提。”
衙役领命而去，心中却是一片冰凉。他知道，知府大人的贪婪，终将让无数百姓付出生命的代价。
粮商们早已嗅到了商机，纷纷行动起来。衡州最大的粮商张万发，立刻下令关闭自家所有粮铺，将库存的粮食全部转移到秘密粮仓。他还派人四处收购粮食，哪怕是发霉的陈粮，也不惜高价买下，然后囤积起来，等待时机涨价。“今年这旱情，怕是百年不遇啊！” 张万发坐在账房里，看着账本上不断增加的粮食数量，嘴角露出了贪婪的笑容，“等过段时间，粮价涨到十两银子一石，到时候再出手，保管能赚得盆满钵满！”
在官府的纵容与粮商的操控下，南方三州的米价如同坐了火箭般飙升。四月时，每石米不过三钱银子，五月涨到五钱，六月突破一两，到了七月，竟涨到了三两银子一石，而且还在不断上涨。更可怕的是，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粮食，粮铺要么关门歇业，要么挂出 “米已售罄” 的招牌，暗地里却在黑市以天价交易。
永州的百姓李三娘，丈夫早逝，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为了给孩子买粮食，她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陪嫁的银簪、祖传的木箱，最后甚至卖掉了自己身上的棉袄，可也只换到了两升米。这点米，根本不够三个吃几天。看着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哭着要饭吃的样子，李三娘心如刀绞。她跪在粮铺门口，哀求老板卖给她一点粮食，哪怕是发霉的陈粮也行，可老板却嫌她碍眼，让伙计把她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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