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东方十一，是字节跳动公司网络安全与风险控制部门的一名员工。此刻我正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观测点，海风裹着椰林的潮气扑面而来，远处的发射塔架像一柄刺破云层的利剑，在亚热带的艳阳下闪着冷硬的光。我的手机屏幕上，正跳动着一串密密麻麻的代码，那是我连夜搭建的频轨资源风险预警模型，而模型的核心参数，指向的正是上周刷爆全网的那条新闻——我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超20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
三天前，我接到了公司的临时调派通知，让我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到文昌发射场某卫星星座的网络安全评估项目中。出发前，部门总监拍着我的肩膀说：“十一，这次不是单纯的代码攻防，是盯着天上的资源打硬仗。”那时候我还没太明白这句话的重量，直到我在项目组的资料库里，看到了那份标注着“机密”字样的申报清单。
清单上，无线电创新院的CTC-1和CTC-2两个巨型星座赫然在列，各颗卫星，加起来就占了总申报量的95%。旁边附着的是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条文，白纸黑字写着“七年首星，九年半部署，十四年全到位”，否则频轨资源的权利就会按实际发射比例缩减。我指尖划过那串数字，心脏跟着漏跳了一拍。年均发射1.4万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需要像流水线生产汽车一样生产卫星，需要让火箭的发射频次赶上城市里的公交车。
项目组的驻地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旁边的一栋小楼里，楼前的空地上种着一排旅人蕉，宽大的叶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在这里，我见到了老方，他是无线电创新院的高级工程师，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污。第一次碰头会上，老方把一份SpaceX的星链部署报告摔在桌上，“看看人家，猎鹰9号一箭60星，可回收火箭反复用，现在在轨的星链卫星已经超过8000颗了。我们呢？单箭发射能力还在追赶，年发射量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空调外机嗡嗡作响。我看着报告里SpaceX的卫星组网示意图，那些闪烁的光点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覆盖了大半个地球。我想起自己在字节跳动的日常工作，每天盯着后台的数据流，防范着各种网络攻击，可那些攻击和眼前的太空资源争夺战比起来，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老方忽然转过头，目光落在我身上，“东方同志，你们字节的风控模型做得好，能不能帮我们算一算，按照ITU的规则，我们的卫星组网存在多少安全隐患？不只是网络安全，还有轨道碰撞的风险，频轨信号的干扰风险。”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清楚，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低轨轨道的理论容量只有6万颗，现在已经在轨的卫星就有1.1万颗，而我们一下子申报了20万颗，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零和博弈。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电脑屏幕熬了两个通宵，把ITU的规则参数、SpaceX的部署数据、我国各卫星厂商的产能信息一股脑地塞进模型里。模型运算的结果出来时，窗外的天已经亮了，橙红色的朝阳正从文昌的椰树梢头缓缓升起。屏幕上的红色预警字样刺眼得很——轨道碰撞风险概率超70%，频轨信号干扰风险等级为极高，产业链协同缺口达65%。
我拿着这份报告去找老方，他正在调试一台卫星信号接收器。看到报告上的数字，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风险高，也要上。你知道吗？低轨轨道和频谱是不可再生资源，先占先得。现在美国靠着星链，几乎垄断了近地轨道的资源，要是我们再不发力，等6G时代来了，我们连站在牌桌上的资格都没有。”
老方的话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次出差。那时候我去三亚做一个海岛旅游平台的风控项目，在三亚湾的海滩上，我遇到了一群渔民。他们说，现在出海捕鱼，全靠卫星导航，可有时候信号会突然中断，一断就是大半天。后来才知道，是星链的信号干扰了我们的民用导航频段。“小伙子，你是搞网络安全的，能不能让天上的信号别再打架了？”一位老渔民拍着我的胳膊说。那时候我只能苦笑着摇头，可现在，看着眼前的申报清单，我忽然觉得，老渔民的话，或许很快就能有答案了。
项目进行到第五天，我们迎来了一次火箭发射任务。发射窗口定在凌晨两点，我和老方还有项目组的其他人，一起站在观测点的平台上。夜色像一块厚重的黑丝绒，把发射场包裹得严严实实。远处的发射塔架上，亮着一盏盏橘黄色的灯，像星星落在了人间。倒计时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清晰而冷峻，“10、9、8……”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激动。我想起自己的风控模型里，有一个参数是“战略容错率”。我曾经把这个参数调到最低，结果模型直接崩溃了。后来我才明白，在国家的太空战略面前，容错率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数字。它是无数航天人熬红的眼睛，是工厂里彻夜不熄的灯火，是发射场上一次次的点火与升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抖音每日的热搜故事请大家收藏：(m.zjsw.org)抖音每日的热搜故事爪机书屋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