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山站在讲台上，手里的信纸被晨光映得发黄。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信慢慢摊开，正面朝向所有人。台下几十双眼睛盯着那张纸，空气像是凝住了。
“这封信，昨夜出现在我办公桌上。”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传到角落，“内容说我与日军暗通，愿以清河防线换五百支步枪、十万发子弹。”
台下有人开始记录，快门声接连响起。林婉儿在后排屏住呼吸，手指搭在相机按钮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陈远山的手。
他拿起信，举到灯光下。“诸位请看，这签名像我的笔迹，但仔细看就能发现破绽。”他说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白纸，上面是他刚刚写下的名字，“这是我自己写的。你们对比一下。”
记者们纷纷凑近前排，有人掏出放大镜。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低声说：“起笔不一样，这封信上的字太软，没有力度。”
陈远山点头：“我每天批作战命令，写字习惯早已固定。起笔重，收笔快，这是长期握枪养成的动作。而这封信的签名，转折生硬，像是临摹时反复描画的结果。”
又有人问：“会不会是您当时情绪紧张，写得潦草？”
“那应该整体变形，而不是只改关键部位。”他指着落款处的弯钩，“这里特意加重，想模仿我收尾的习惯。可真正的力道是从手腕贯穿到笔尖的，不是靠压笔做出来的。”
台下一片低语。
他放下两张纸，拿起信的背面。“再看纸张。这纸来自江南某机关专用的黄纸，市面上极少流通。前线缴获的日军账本用的是粗麻纸，质地粗糙，吸墨性强。而这张纸光滑细腻，根本不是同一类。”
一名《中央日报》的记者站起来：“既然不是前线物品，为何会出现在您的办公室？”
“问题就在这里。”陈远山目光扫过去，“如果真是通敌信，为什么要用这种容易暴露来源的纸？为什么还要留在桌上等我发现？敌人若真和我有联系，大可以直接销毁证据，或者让我消失。”
他顿了顿：“留下它，是为了让我慌乱。让我急于解释，越解释越乱；或者沉默不语，任由谣言扩散。这才是目的。”
台下有人点头。一位通讯社的编辑低声对同伴说：“逻辑说得通。真正通敌的人不会留证据，只有构陷才会刻意制造痕迹。”
这时，另一名记者发问：“您怎么确定这不是您部下私自所为，事后栽赃给您？”
陈远山没立刻回答。他走到墙边，掀开盖着军事地图的布帘。红蓝铅笔标注的防线清晰可见，清河镇东线用粗线标出，旁边写着“七日阻击战”五个字。
“这支队伍从李庄撤下来时，只剩不到八百人能站着走路。”他说，“我们在泥水里趴了六天，吃的是生米和雪水。最后一夜，机枪手打光所有子弹，抱着炸药包冲进敌群。他们用命守住了这条线。”
他转过身：“现在有人说，我拿这条防线去换五百支枪？五百支枪够干什么？连一个连的装备都不齐。而我们已经死了两千三百人。”
没人说话。
他回到桌前，声音沉了下来：“有人不想看到杂牌军打出成绩，更不想看到前线团结抗敌。所以要造谣，要搞分裂，要把主战的人打下去。这封信不是针对我一个人，它是冲着所有不肯投降的人来的。”
礼堂里静了几秒，随后响起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记者们低头记录，神情严肃。
林婉儿按下快门，拍下了陈远山侧脸的瞬间。光线照在他脸上，映出一道旧伤疤。她小声对助手说：“这张登头版，标题就写‘谁在背后射冷枪’。”
张振国站在后台入口，一直留意着几个陌生面孔。其中一人坐在后排，始终没动笔，也不看讲台，反而频频望向门口。他轻轻挥手，两名穿杂役衣服的士兵慢慢靠近那人身后。
台上有记者追问：“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向上级申诉吗？”
“我不申诉。”陈远山说，“事实摆在眼前，不需要求谁相信。我会把这封信的比对材料交给所有到场媒体，你们可以自行刊发。同时抄送总指挥部、军法处、监察组。”
他又补充一句：“我也欢迎赵中将派人来查。只要敢当面对质，我随时奉陪。”
提到这个名字时，台下明显一阵骚动。不少人交换眼神，有人迅速写下笔记。
《申报》的记者当场表态：“我们会在明天早报头版刊登全文，并附上笔迹和纸张分析图。”
“我们也发。”《大公报》的代表站起身，“这种政治陷害必须曝光，否则以后谁还敢上前线？”
通讯社的人已经开始起草电讯稿，准备向全国发送。
陈远山看着台下，语气平静：“我不是为了自己站出来。是那些死在清河镇的兄弟逼我来的。他们没机会说话，但我不能替他们闭嘴。”
林婉儿再次按下快门。照片里，陈远山站在地图前，右手按在清河防线的位置，指节分明，肩膀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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