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在攀枝花开黑出租，开了快三年。他没有正规牌照，只有一辆半新不旧的捷达，白天不敢上路，专等天黑以后才出来趴活儿。他常蹲在城南一个老小区门口，那地方人流量大，半夜也有人进出。那天晚上生意不好，他从八点等到十二点半，一单都没接到。十二月的攀枝花夜里湿冷，他把棉袄裹紧，在驾驶座上缩着，收音机里放着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声音软绵绵的，听得他直犯困。
正打盹的时候，他听见有脚步声从小区里面传出来。老刘睁开眼，看见一个人影正朝他的车走过来。那是个男人，个子很高，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头上戴着一顶深色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最奇怪的是，大半夜的他还戴着一副黑墨镜。路灯底下，那人的脸几乎全被遮住了，只能看见一个苍白的下巴和抿紧的嘴唇。老刘心里打鼓，这打扮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可他今天还没开张，房租下周就要交了，他咬了咬牙，摇下车窗，探出头去喊了一声：“老板，老板，用车不？”
那男人听见了，脚步顿了一下，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墨镜后面什么也看不见。他没说话，径直走到车边，拉开车门，一屁股坐了进来。车门关得“砰”的一声，整个车身都跟着震了一下。老刘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那男人坐在后排正中间，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腰板挺得笔直，像个棺材板一样竖在那里。
老刘咽了口唾沫，挤出笑脸问：“老板，去哪儿？”那男人没吭声。老刘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一点：“老板，您去哪儿？我好打表。”男人慢慢抬起一只手，朝前指了一下。老刘愣了愣，往前看了一眼，前面就是小区大门，出去是大马路。他试探着问：“往前面开？”男人点了点头。
老刘发动车子，慢慢开出了小区。到了前面的十字路口，他实在不知道该左转还是右转，硬着头皮又问了一句：“老板，您得告诉我具体地方，不然我不知道往哪儿走。”男人沉默了几秒钟，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闷闷的：“往国道开。上了国道一直走，到头转高速，我要去旁边的村子。”老刘心里稍微踏实了些，有地方就行。他算了一下路程，这一趟下来少说也得一百五六，加上高速费，能赚个两百。他试探着说：“老板，那地方有点远，得一百八十块。”男人没还价，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两张钞票，直接扔到了副驾驶座上。老刘瞥了一眼，两张一百的，崭新，硬邦邦的。他连忙说：“到了我再找您二十。”男人没理他，头靠在座椅上，不说话了。
车子开上了高速。夜里的高速车辆稀少，路灯间隔很远，大部分路段全靠车灯照着前面的白线。老刘把收音机声音调小了，不敢放太大声，怕惹后排那位不高兴。他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几次，那男人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头微微低着，墨镜后面什么也看不见，帽檐下的阴影浓得像一滩墨水。车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车窗缝隙的呜咽声。老刘总觉得那股气味不对，不是烟味，不是酒味，是一种旧衣服在柜子里闷了很久的霉味，混着一股淡淡的、说不出来的甜腥气。
快到高速出口的时候，那男人忽然开口了：“停车。”老刘一愣：“老板，这还没到出口呢，高速上不能停车。”男人的声音大了些，带着不容商量的语气：“我叫你停车。”老刘没办法，打了双闪，慢慢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车还没停稳，那男人就推开了车门，冷风呼地灌进来，老刘打了个哆嗦。男人下了车，头也不回地朝路边的护栏走去。护栏外面是一片黑漆漆的树林子，月光底下，树影像一堆堆蹲着的野兽。老刘探出头去，想问一句“您去哪”，可那男人已经翻过护栏，几下就消失在了树林的黑暗里。老刘张着嘴，半天没合拢。他低头看了看副驾驶座上的两张百元钞票，钱是真的，可那人的背影消失在树林里的样子，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老刘不敢多想，挂了档，重新上路。他只想快点下了高速，找个亮堂的地方歇口气。开了大约五六分钟，他远远看见高速中间的隔离带上站着一个人。老刘减了减速，眯着眼往前看。隔离带是水泥的，大约半米高，上面还种着一排冬青。那个人就站在冬青旁边，直直地杵着，一动不动。老刘骂了一句：“大半夜的，不要命了？”他把方向盘往右打了打，尽量远离隔离带，从那人旁边驶过。就在他的车与那人平行的一瞬间，老刘转头看了一眼——他的血一下子冻住了。
那不是正常人。那是一个老太太，瘦得像一根枯柴，身上的棉袄破了好几个洞，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裤子膝盖处磨得发白，脚上穿着一双看不出颜色的布鞋。她的脸干瘪得像是被风干了，皮肤皱巴巴地贴在颧骨上，颜色是紫灰色的，像放了很久的肉。眼窝深深地凹进去，眼眶里黑洞洞的，看不见眼珠。她的头发灰白，乱糟糟地披散着，被夜风吹得竖起来。她就那么直直地站在隔离带上，脸朝着高速的方向，嘴唇微微张着，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喘气。老刘心里“咯噔”一下，猛踩油门，捷达轰的一声往前窜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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