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晓，十二岁那年，父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那是一场大手术，全家人守在重症监护室外面，母亲、爷爷、奶奶，还有我。手术做了十几个小时，成功了，可父亲一直没醒。我们在监护室外的走廊里守了三天三夜，困了就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饿了就啃几口面包。
第三天晚上，我躺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醒了过来——不对，不是醒，是我发现自己站在走廊里，而母亲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是我，睡得很沉，脸埋在母亲的臂弯里，呼吸均匀，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半透明的，能看见地板上的瓷砖花纹透过我的手掌，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我叫母亲，她不答应，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伸手去拉她，手指穿过了她的肩膀，像穿过一团空气，她什么也没感觉到。
我慌了，想哭，哭不出声。眼泪在眼眶里转，可落不下来。我蹲在母亲脚边，使劲拽她的裤腿，手指从布料里滑过去，一遍又一遍，什么也抓不住。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父亲病房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穿黑衣服，一个穿白衣服，都是长袍，从头裹到脚，衣摆拖在地上，没有褶皱，像是从一整块布上裁下来的。他们手里共同握着一条麻绳，红黄相间，像蛇一样缠在一起，两头各拴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看不清形状，只隐约觉得像烧焦的木头，又像某种干瘪的兽头，缝隙里透着暗红色的光，一明一暗，像心跳。他们站在门口，低着头，像是在商量什么。黑衣服的那个往门里偏了偏头，白衣服的摇了摇头。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纸片，又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念经，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视线正往病房里扫。他们在看父亲。
我害怕极了，想冲过去拦住他们，可我动不了，腿像钉在地上。我蹲在母亲身后，把自己缩成一团，从她的肩膀后面偷偷看。那两个人议论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朝走廊另一头走了。他们走得不快，脚不沾地，袍子底下空荡荡的，像两件晾在风里的衣服。我盯着他们的背影，看着他们停在了四五间病房之外的门前，推门进去了。那扇门没有开，他们是从门板中间穿过去的。
然后我眼前一黑。
再睁开眼，我还在母亲怀里，耳边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哭声。母亲抱着我冲进了父亲的病房——灯亮了，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和医生说话。他醒了，眼神还有些涣散，嘴唇干裂，可他在看我们。全家人围上去，哭成一团，连爷爷的眼眶都红了。我趴在母亲肩头，往走廊那头看了一眼。那间病房的门关着，门口站着一个护士，脸色很不好看，嘴唇抿成一条线，手里攥着一本病历，指节发白。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隔壁病房去世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护士说，她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抢救了三个小时，没救回来。可我知道，那天晚上，黑白无常本来是要来带走父亲的。他们走到门口，看了一眼，又走了。去了隔壁。
父亲出院以后，有一次我跟他提起这件事。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我在昏迷的时候，也梦见了两个人。一个穿黑，一个穿白。他们站在我床尾，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不是这个’，就走了。”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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