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站在公社食堂的土坡下，看着袅袅升起的炊烟裹着玉米糊糊的香气，在灰蒙蒙的天上散开。食堂的土墙上刷着鲜红的标语：“吃饭不要钱，努力搞生产”，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却依旧透着股热火朝天的劲头。坡下的空地上，社员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手里攥着粗瓷大碗，脸上是混杂着期待与疲惫的笑。
他是跟着院里的一大爷来乡下“支援秋收”的。说是支援，其实更像是体验——票证时代紧接而来的，便是这轰轰烈烈的大锅饭，城里的工厂、学校办起了食堂，乡下的公社更是家家户户收起了灶台，一日三餐全靠食堂的大铁锅。
“沈小子，愣着干啥？赶紧排队！”一大爷拍了拍他的胳膊，手里的搪瓷缸子磕出“哐当”一声响。这缸子是单位发的，印着“劳动最光荣”，边缘磕掉了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
沈言跟着队伍往前挪，鼻尖萦绕着一股复杂的味道——玉米糊糊的糊香、萝卜咸菜的酸气、还有几百号人挤在一起的汗味，混在秋日的冷风里，说不上好闻，却带着种奇异的“集体感”。
打饭的窗口是用木板钉的，豁着个方口，里面站着个系着围裙的大嫂，手里的铁勺比脑袋还大。“下一个！”她嗓门洪亮，铁勺往大锅里一舀，“哗啦”一声，大半碗糊糊就进了社员的碗里，再往边上的咸菜盆里扒拉两下，就算齐活。
轮到沈言时，他把碗递过去。大嫂瞅了他一眼，见是城里来的“干部”，多舀了半勺糊糊：“城里来的同志，多吃点，有力气干活。”糊糊稠得能立住筷子，表面浮着层金黄的米油，是用新收的玉米磨的，带着股生涩的甜。
他找了个石头墩坐下，刚要喝，就见旁边一个半大的小子正狼吞虎咽，碗沿沾着糊糊，嘴角还挂着咸菜末，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沈言碗里的饭。沈言心里一动，把碗往他那边推了推：“吃吧，我不饿。”
小子眼睛一亮，也不客气，端过碗就往嘴里倒，连烫带咽，没几口就见了底，还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谢谢叔！”他抹了把嘴，露出两排小黑牙，转身就跑，大概是怕被大人看见。
“这娃叫狗剩，家里穷，爹娘死得早，跟着奶奶过。”旁边一个老农叹着气说，他手里的碗几乎是空的，只沾着点糊糊的痕迹，“以前自家做饭，好歹能挖点野菜掺着，现在吃大锅饭，就这点定量，半大的小子哪够吃？”
沈言心里不是滋味。他空间里有的是精米白面，甚至还有腊肉香肠，可他不敢拿出来。这大锅饭的规矩就是“人人平等”，多吃一口都是罪过，若是被人发现他私藏食物，轻则被批斗，重则可能扣上“破坏集体”的帽子。
他看着食堂里的景象，心里渐渐明白了这“大锅饭”的门道。灶台是公用的，粮食是公有的，干活是集体的，吃饭自然也得一起——听起来公平，可人心哪有那么容易一碗水端平？
就像此刻，排在前面的几个壮劳力，碗里的糊糊明显比别人多；负责打饭的大嫂给相熟的人多舀一勺，谁也不敢说啥；还有些手脚麻利的，趁着打饭的混乱，偷偷往怀里塞个窝头，藏起来留着晚上吃。
“以前哪吃过这么好的？”老农见沈言盯着锅里看，感慨道，“顿顿有玉米糊糊，偶尔还能喝上小米粥，过年说不定还有肉！你以为俺们不知道这日子长不了？地里的粮食就那么多，天天敞开了吃，总有见底的那天。”
沈言愣住了：“那你们……”
“傻小子，”老农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了褶，“你少吃一口，别人就多吃一口，反正粮食就这么多，不往自己嘴里塞，难道留给别人？”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正往嘴里扒饭的汉子，“那是俺村的二愣子，以前顿顿喝稀粥，现在顿顿把肚子灌得溜圆，说‘过这村没这店’。”
沈言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汉子吃得满脸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仿佛不是在吃饭，而是在跟谁较劲。周围的人大多如此，没人细嚼慢咽，都是往嘴里猛塞，好像慢一秒就会被人抢走。
这种“能多吃就多吃”的心态，像野草一样在公社里蔓延。干活的时候，大家磨磨蹭蹭，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可一到吃饭时间，个个都像饿狼，眼睛瞪得溜圆，生怕自己少吃一口。
下午去地里割稻子，沈言才算见识了什么叫“磨洋工”。壮劳力们挥舞着镰刀，看似卖力，实则割得比老太太还慢；妇女们蹲在地里捡稻穗，聊着家常，手里的活计停了半晌；连半大的孩子都知道躲在树荫下偷懒，嘴里喊着“累”，眼睛却瞟着食堂的方向，盼着快点开饭。
“以前自家的地，割得比谁都快，掉颗稻粒都心疼。”一大爷直起身捶着腰，叹了口气，“现在好了，地是公家的，粮是公家的，人心也散了。”他年轻时在乡下待过，知道种地的辛苦，看着这满地的稻穗没人珍惜，心里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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