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引着朱观琻顺着廊檐往里走，廊檐的柱子是松木的，刷着桐油，黑得发亮，柱础上刻着简单的花纹，虽不精细，却透着股古意。进了屋，一股淡淡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左边放着个大水缸，缸沿结着层薄苔，缸边立着个手压式水泵，铁柄上磨得光溜溜的。旁边是个烟熏火燎的土灶台，两口铁锅黑得发亮，灶台边摆着个煤球炉，炉上坐着把铝壶，正“咕嘟咕嘟”冒热气。
客堂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摆在中间，桌面是柳木的，有些地方的漆掉了，露出里头的木纹；桌旁是四把木长凳，靠墙立着个菜厨柜，四周用绿色很密塑料网围着，里头摆着几个粗瓷碗和一把铜勺。老汉从厨柜里拿出两个直升玻璃杯——杯子是透亮的白，杯壁上还印着“劳动最光荣”的红字——放了点茶叶进去，又拎起竹编的热水壶倒了水。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是本地的炒青，带着股清苦的香。
“来，屋里简陋，先坐。”老汉把茶杯端到桌上，自己则拿起那个白瓷茶缸，也倒了热水，端着坐在朱观琻对面，“喝杯茶慢慢聊。”
朱观琻道了谢，落座时注意到椅子腿垫着块木片，大约是怕磨坏了地砖。他打量着眼前的老汉：穿件灰布褂子，褂子袖口磨破了边，头发花白，却梳得整齐，眼神清明，倒不像寻常乡下老汉那般木讷。
“这位先生，你说从南洋来？”老汉先开了口，指尖敲了敲茶缸沿，“我这乡下老头子也没出过几次远门，南洋没亲戚朋友，也没听屋里人说过有啊。不知侬是不是找错了？”
朱观琻心里微微一沉，却没露在脸上，只定定地看了老汉片刻，问道：“这位老先生，您是不是叫木馗？今年贵庚？”
“是啊，我叫木馗。”老汉点头，又掰着指头算了算，“今年嘛，72岁了。怎么了？”
朱观琻愣了愣，端着茶杯的手顿在半空。他想起太爷爷临终前的样子——太爷爷躺在床上，呼吸都弱了，却还攥着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观琻，到了上海，一定要去看木馗先生……我二十多岁时在上海滩认识他，他那时看着就五十来岁，可几十年过去，我头发白了，他倒像没变……他是修道的，懂很多事……他住的院子，三开门的明代四合院，临河的，好找……”
太爷爷还说，当年木家在青浦是大族，院子里的松树都有上百年了，木馗先生健谈，讲起三国唐宋的事来，就像亲眼见过似的。可眼前这院子虽依河，却明明透着破败，眼前的木馗老先生也才72岁，算起来，太爷爷认识“木馗”时，这位老先生怕是还没出生呢。
战乱年代，太爷爷和木馗先生还通过信，那些信太爷爷都收在一个红木盒里，纸页都黄了，字却依旧有力。改革开放第二年，朱观琻第一次回国，试着按太爷爷留的地址寄了封信，没想到竟收到了回信——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跟太爷爷留的旧信有几分像，说“别来无恙，盼君来访”，之后几乎每三个月就通一次信，最近一封还约了今天下午见面。
朱观琻从内侧上衣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是黄色的，边角磨得有些毛了。他抽出里面的信笺，递过去：“老先生，您先看一下这封信，看看我说的木馗，是不是您村里还有同名同姓的人？”
老汉接过信笺，手指有些糙，捏着纸时微微发颤。他展开信纸，只扫了几行字，就把纸放下了，脸上倒没什么惊讶的神色，只淡淡道：“没错，你要找的当年的木馗，是我太爷爷，解放前就过世了。我是他曾孙子，也叫木馗。”
他顿了顿，又指了指信笺：“你这封信是我大伯的笔迹，他也叫木馗。按我们木家的祖训，每一代直系必须有一个人取名木馗，传了有上千年了。我大伯现在住在金山的张堰镇，秦望山边上。只是我没接到过他说要寄信的话啊，这倒奇怪了。”他站起身，“没事，我去叫我儿子打个电话问问他。”
朱观琻听得彻底怔住了。世上竟有这样的族规？一代又一代都叫同一个名字，若是祖孙三代同堂，岂不是喊一声“木馗”，仨人都要应？他还想再问些什么，老汉却已走出了屋，顺着廊檐往院子后头去了，脚步不算快，但背影很快隐在河边的影子里。
客堂里顿时空了，只有煤球炉上的铝壶还在“咕嘟”响。朱观琻觉得有些尴尬，也起身走出屋，站在河边廊檐下打量四周。
这院子虽看着破旧，细瞧却藏着讲究。廊檐全是木制的，每五米就立一根粗木柱，柱身刷着桐油，黑得发亮，木头的纹理在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临河的石头平台砌得整齐，石头缝里没长杂草，想来是常有人打理。河埠头边的松树真有年头了，树干上挂着块旧木牌，隐约能看见“明植”两个字。松树旁是片青竹林，竹叶被风吹得“沙沙”响，竹下的菜田收拾得干净，青菜、小葱、萝卜种得整齐，菜田外头是片稻田，稻穗黄澄澄的，沉甸甸地低着头，风一吹，像片金色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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