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佩妮是在外婆走了以后的第四天，才从那口樟木箱子里翻出那件羽绒服的。
外婆走得安静，冬天里晒着太阳睡着，醒来时已经没了气息。金佩妮从省城赶回来奔丧，在灵堂前跪了三天，膝盖上磨出了两个血泡。外婆在这间老屋里住了快七十年，留下了一箱子冬天的衣裳。羽绒服叠在最底层，用一块褪了色的蓝印花布裹着，拉开拉链的那一瞬，一股暖烘烘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一个人刚从身上脱下来，体温还留在布料上。
羽绒服是灰蓝色的，很厚实，帽檐上有一圈蓬松的毛领，毛色微微泛黄。金佩妮把羽绒服抖开，觉得很眼熟。她小时候见过这件羽绒服，外婆每年冬天都穿着它，在堂屋里、在院子里、在灶台边，穿了好多好多年。可她也注意到，这件羽绒服放在樟木箱子里，没有一丝霉味，没有被虫蛀过的痕迹，甚至连羽绒服上常见的细小绒毛脱落都没有。
她伸手摸了摸羽绒服的表面，面料是那种老式的尼龙绸，摸上去光滑冰凉的。但她把手按在羽绒服上停留了几秒以后，感觉到了一丝温度，不是从她自己的手心里传过去的。她把羽绒服翻过来，领口内侧有一个小小的布标，上面用红线绣着一个字——“徐”。
金佩妮问母亲，外婆有没有姐妹姓徐。母亲想了想，说没有。她又问邻居阿婆，阿婆正在院子里的太阳底下剥花生，听见“徐”字，手里的花生掉了一颗，滚了老远。“那是徐寡妇的姓。徐寡妇是咱们这里以前最好的裁缝，专做冬衣。你外婆这件羽绒服，应该是她做的。”阿婆说，徐寡妇的手艺好，做的羽绒服穿几十年都不跑绒，暖得能从心口往外淌热气。只是她有个怪脾气，给人做冬衣之前，要先看一眼那家人的相册，挑一张去世的亲人的照片，看完了才开始裁料。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个规矩，也没人问过。
金佩妮问阿婆，徐寡妇现在在哪里。阿婆摇摇头，说徐寡妇早就没了。她把自己做的一件羽绒服穿在身上，上山采药，再也没有回来，找了很多年都没找到。有人说她是迷路了，被雪埋了；有人说她是跟着那些照片里走掉的人一起走了。
金佩妮把那件羽绒服带回了省城。她本来打算把它收进衣柜里，当作外婆的遗物留着。可那年冬天太冷了。省城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出租屋的暖气片坏了，她穿着最厚的棉袄还是冷。有一天夜里，她终于忍不住了，把外婆的羽绒服从衣柜里翻出来，穿上了身。
她拉上拉链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不冷了。不是不冷了，是那件羽绒服像一座小太阳一样，从内到外地暖着她。那种暖不是羽绒服隔热之后积蓄起来的温度，是那种从布料深处渗出来的、源源不断的、像活人的体温一样的暖。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指不再发僵了，指尖泛着红润。她忽然闻到一股气味，很淡，从领口内侧那块写着“徐”字的布标上传出来的，像樟脑，又不像，更像一个人身上的味道，混着晒过的棉被和旧木头的气息。
她穿着那件羽绒服睡着了。梦里她站在一座灰白色的院子里，地面铺着青砖，墙角堆着几捆干柴。一个女人背对着她，正在晾晒一件刚洗好的羽绒服。灰蓝色的羽绒服在阳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水珠从袖口滴下来，落在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那个女人转过身来，弯弯的眉毛，微微上翘的嘴角，眼角有一颗小小的痣。那张脸让她觉得眼熟，和她自己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看见的那张脸，几乎一模一样。她盯着那张脸，想问她是谁，嗓子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发不出声。那张脸动了，开口说了一句话。她听不见，只读出了那三个字的唇形——“替替我。”
她醒了。枕头是湿的，脸上全是泪。她坐起来，低头看自己身上的羽绒服，领口内侧那块布标上的“徐”字，颜色比昨晚深了一些，像是被什么东西重新描过。她用手指摸了摸，那字的笔画是凸起的，像用红线绣的，又像是用极细的丝线缝进去的。
金佩妮把羽绒服脱下来，叠好，放回衣柜里。可是第二天夜里她又穿上了，第三天也穿了。那件羽绒服像一个温暖的巢穴，她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换上它。那件羽绒服像一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用它的绒毛包裹着她的身体，把她的体温一点点地替换成另一个人的体温。
她开始做那个梦了。不是每天晚上都做，隔几天一次，间隔越来越短。梦里她站在那座灰白色的院子里，那个女人背对着她晾晒羽绒服，她走近几步，看见那个女人袖口露出的一小截手腕上有一道暗红色的疤痕，细细的，弯弯曲曲的，像月牙。她盯着那道疤痕看了几秒，忽然觉得自己的手腕也痒了一下。她醒了，低头看自己的左手手腕，皮肤上什么都没有，光滑的，干净的。可是那道痒还在，从骨头里往外渗的痒，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她的皮肤底下慢慢地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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