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省城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车到县城，又换了一辆摩的在山路上颠了近两个小时，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一片灰黄色的山坡上，村口立着一块石碑，碑上的字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了。她站在石碑前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对着石碑比了一下——石碑还在，可照片上那几个字已经只剩下浅浅的笔画了。她把照片塞回口袋，沿着那条灰白色的土路往村里走。
她是来奔丧的。她奶奶死了。三天前接到村长的电话，说老太太走得很安静，睡梦中没了气息。她赶回来的时候，灵堂已经搭好了，棺材停在堂屋正中，香火缭绕，纸钱灰飞。她跪在灵前烧了一夜的纸，膝盖磨出了血泡。亲戚们散去了，她一个人跪在灵堂前的蒲团上，火光映着她的脸。
第二天一早，她去后山给奶奶上坟。坟在后山坡上，新土还没干透，石碑是新打的，上面刻着奶奶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她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沿着后山那条长满荒草的小路往下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她看见了一棵树，一棵很大的老槐树，树干粗得一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冠遮天蔽日，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她停下来，盯着那棵树看了很久，觉得那棵树很眼熟，像是小时候来过。她走近几步，树干上刻着几个字，刻得很深，被树皮包住了大半，只露出最后几个笔画。她用手指摸了摸那些笔画，是字的痕迹。
她蹲下来，用指甲抠了抠树皮，把那些被包住的笔画一点一点地抠出来。那个字被她抠全了，像一片正在慢慢剥落的旧叶子，露出底下淡黄色的木质。那是两个字——“宝”和“安”，中间刻着一个符号，弯弯曲曲的，像某种秘密的印记。她盯着那个符号看了很久，那不是普通的符号，像是某种古老的标记，在那些被遗忘的仪式和古老的记录中见过。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那两个字的名字她很熟悉——“宝安”，是奶奶的小名。
李宁玉不是普通的乡村女子。她表面上是省城一家贸易公司的小职员，回老家奔丧。可真正让她从省城赶回来的，不只是奶奶的死讯，是奶奶死前最后几天里，通过一个不起眼的村口杂货铺，用她能找到的全部气力，拼凑出了一声警告。那些线索夹在祭品里，写在买来的纸钱背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塞进了她那件压在柜底的旧棉袄的夹层中。她发现了那些字迹的时候，手指在棉布纤维里反复摸索，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她拆开棉袄夹层，里面是一小块叠得四四方方的棉布。她展开棉布，上面用血写着一行字——“他们来了，他们在找魂。”
她不知道“他们”是谁，可她知道能让奶奶用血来留话的“他们”，一定不是普通的什么人。白鹤村偏僻，可兵荒马乱的年头，再偏的村子也免不了被各种势力路过。李宁玉的任务不是来找人的，是来断线索的。有人怀疑白鹤村背后连着一盘更大的棋。她奶奶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村子，可她握着的那条线，能牵出整个区域情报网的最后一截绳头。
她下山以后没有回老屋，而是拐进了隔壁周婆婆家。周婆婆九十多岁，耳不聋眼不花，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剥着花生。李宁玉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问她最近有没有生人来过。周婆婆手里的花生停在半空中，浑浊的眼珠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有个后生，半个月前来的。背着个黑皮包，在村里住了三四天，到处打听你奶奶的事。问他做什么，他说他是写县志的，来收集老人家口述的历史。可他不像个写字的，走路没声，看人的眼神不像看活人。”周婆婆把花生放回簸箕里，枯瘦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你奶奶那几天就不对劲了。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不熄灯。她说她听见有人在敲她的窗，半夜三更的，敲了三下，停了，又敲了三下。”
李宁玉的手指轻轻叩着膝盖，三长两短，是军统内部最常用的一组合码。她问周婆婆那个后生叫什么名字。周婆婆想了想，说他不说名字，只说姓陈，别人都喊他陈先生。李宁玉又问陈先生住在哪里。周婆婆指了指村尾方向，说陈先生住在村尾那间空了很久的老祠堂里。
白鹤村的老祠堂在村尾一片荒草丛生的空地上，灰白色的青砖墙，两扇木门虚掩着，门上的漆皮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暗沉沉的旧木头。她推开门走进去，祠堂不大，供着几排牌位，香炉里的香灰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她在祠堂里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她正要走，忽然看见供桌底下有一个暗格，暗格里放着一只铁皮盒子。她撬开盒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纸上画着一些奇怪的图案，弯弯曲曲的，像是某种符咒。每一张纸的背面都写着一个日期和一个名字，最近的日期是半个月前，名字那一栏写的是“李刘氏”——她奶奶的名字。她把那些纸塞回盒子里，盖好盖子，把铁皮盒子放回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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