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致把名单公布完，整个审判大厅仿佛空气被抽干净，整个偌大的人群呼吸都忘了似的，落针可闻。
苏致的审判不说惊天动地，至少也是让人目瞪口呆。
审判不是双方在法庭你来我往，舌枪唇剑，引经据典……最后由法官一锤定音吗？
现在，简化到法官和原告是同一个人，并且不听其他人辩白，直接下判决书的吗？
你强，你说得都有理！倭国审判局的人表示，苏国王你说的都是对的。
审判的名单超过十六万之众！
其中包括参与南京大屠杀却还活着的少数老畜生，更多的是参与者的后代。这些都没有问题，受利者受判，这是‘倭国审判部’成立之初就定的，只是你这死刑率超过三分之一，是不是有些太过……
唐多欲言又止，看着面沉似水的苏致和李卫国，便秘般难受。
“倭国在二战期间，还有一个事件足以人神共愤的屠杀事件——厂窖惨案。
“厂窖惨案之所以在公众认知中的名气和影响力远不及南京大屠杀，?最核心的原因是信息传播条件、国际关注度与历史叙事建构的差异?。尽管厂窖惨案在屠杀密度上极为惊人——短短3天内屠杀3万余人，日均死亡超万人，被部分研究者称为“二战期间法西斯单日屠杀之最”，但其长期“被遗忘”的命运，是由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的。
“一是因为地理偏僻，缺乏国际见证与媒体记录。厂窖镇位于华夏湘南省南县，地处洞庭湖西北岸，三面环水，属偏远乡村。1943年惨案发生时，?没有外国记者、外交人员或国际组织在场?，也?未留下影像资料?。这与南京大屠杀形成鲜明对比。南京作为当时的首都，有拉贝、魏特琳等外籍人士留守，留下了《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关键证言，并有少量影像和照片证据，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而厂窖惨案发生后，消息闭塞，仅靠幸存者口述和地方零星报道传播，难以进入全国乃至国际舆论视野。
“二是当时的临时政府战后失职，缺乏系统性追认与抚恤。未组织权威调查、未举行公祭、未建立纪念设施，导致惨案长期处于民间记忆状态，缺乏官方背书与制度化铭记。
“三是历史叙事中被南京大屠杀遮蔽。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约30万，规模空前，成为倭国军国主义暴行的象征性符号。而厂窖惨案虽日均屠杀人数更高，但?总人数‘仅’三万?，在宏观历史叙述中常被视为局部惨案。加之教科书、影视作品、公共纪念活动长期聚焦南京，公众认知被高度集中，其他重大暴行则被边缘化。正如《厂窖记忆》纪录片所揭示：‘?不是没有惨剧，而是没有被看见?。’
“四是因为倭国右翼长期掩盖，幸存者声音传播受限。战后倭国右翼势力长期否认或淡化侵华暴行，?厂窖惨案因缺乏国际证据，更易被篡改或忽略?。其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1984挖掘“千人坑”遗骸，1985年才奠基纪念碑，1987年落成。直到2015年纪念馆升级改造后，每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才逐渐被更多人知晓。而南京大屠杀自1937年即有广泛报道，198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2014年设立国家公祭日，制度化记忆工程远超厂窖。
“五是文化记忆的传播机制差异。南京大屠杀已融入国家记忆体系，设立12月13日为国家公祭日，建设纪念馆、写入教科书、创作影视作品，国际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等，而厂窖惨案虽有纪念馆、建造碑高19.43米，基座5.9米，象征1943年5月9日等特殊意义的纪念碑，但传播力度仍限于地方，尚未进入全国性教育与纪念体系。
“这一点，有些国，有些人都要承担责任。”
苏致眼神冷冽，与以往随和痞帅的样子判若两人，看了眼五味杂陈的李卫国和唐多。
“我说一句。苏致国王出身华夏湘南省龙回县苏仁村，而他的祖上来自是湘南省北部南县，洞庭湖西北岸的厂窖镇。相隔几百公里的迁移，是因为厂窖惨案才导致幸存者的背井离乡。”唐多似笑非笑的看着李卫国，把一段许多人不知道隐秘说出来。当然这不是因为他好心，而是他想看看苏致和李卫国是否能因此产生龌龊，甚至挑拨华夏各地民众的情绪。
“一万尸体堆起来有多高？能堆积起十米高的尸塔。这些死去的尸体活着的时候，是别人家的儿子，别人家的女婿，别人家的父亲，别人家的…传承。随着倭国军畜生不如的行径，这些人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符号——尸体！那么，谁该为这些尸体的悲伤恸哭？”苏致目光如箭，仿佛要把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射成刺猬。
“历史问题，我们从不回避，也不缺少弥补的勇气。但是谁是真正的刽子手，谁是幕后推手，想必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有些国家，祖上是流放罪犯，就认为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李卫国轻蔑的看了一眼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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