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体现在优厚的待遇、战功赏赐和优先分配田宅上，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士兵在公共场合享有优先权，其家庭门楣可悬挂特制的“光荣军属”木牌，受到城乡尊敬。
军中严格强调“汉家子弟兵”的身份，将参军服役与“光复汉唐荣光”、“驱逐胡虏，卫我河山”直接挂钩。
第二，军籍家属。
官兵的父母、妻儿，被视为军队稳定的基石和后备力量。
他们在赋税（享有减免）、徭役、子女入学、物资配给等方面享有明确规定的优先权。
军属聚居的屯堡，往往能最先获得官府兴修的水利、道路等公共设施。
这种“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理念，极大地鼓励了适龄青年投身行伍，也将军队的利益与家庭的利益紧密捆绑。
第三阶层，拥有汉籍的平民。
指像张三这样，身份清白（经过审查）、安心务农或从事手工业的汉人移民。
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承担基本的赋税和徭役，但其社会地位和享有的资源，明确低于前两个阶层，除非自愿加入军籍或者成为预备役。
但他们也被承诺，只要安心生产，支持侯府大业，其子孙后代亦有通过立功（主要是军功）或考入军中文书、工匠等岗位晋升阶层的可能。
其实这个团体的地位只是针对前两个特殊团体，本质地位依然没有太大区别。
第四阶层，自然是归附各族，包括少量归顺的鞑靼部落。
他们被允许在指定区域生活，承担最重的赋税和徭役，其行动受到一定限制。
但相比他们以前在部落里的生活，依然得到了巨大改善。
在民事福利法律上，涉及汉人与“归附民”的纠纷，官府会明显偏向汉人。
沈川的策略是“用其力而抑其势”，利用他们的技能，但严格防止其坐大，并通过各种手段，潜移默化地强化其“次等”地位，最终目标或是同化，或是边缘化。
这套赤裸裸的、以民族和军事贡献为标尺的社会分层，虽然残酷，却在短期内极大地凝聚了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民，尤其是将军人阶层打造成了社会的标杆和既得利益群体。
光有制度还不够，更需要思想的统一。
沈川授意周静的内卫系统和王文辉的文教系统，联手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宣传运动：
首先历史叙事的重构： 官方的蒙学堂、军中宣讲乃至市井说书人，开始系统地讲述“汉家辉煌”与“胡骑肆虐”。
从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到五胡乱华的惨痛，再到蒙元时期的压迫，以及当下建奴、漠南鞑靼乃至西域叶尔羌、准葛尔对汉民（或潜在）的威胁。
历史更是被有选择地、甚至加以渲染地呈现，核心目的就是激发汉民族的集体悲情与复兴渴望。
叶尔羌汗国阿不都克沉迷酒色，几句蔑视汉家的言论，被刻意放大传播，更是激起了普遍的敌忾之心。
第二便是“华夷之辨”的更加极端化： 传统的华夷之辨被推向极端，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文化逐渐被塑造为唯一先进、文明的代表，而其他游牧或西域文化则被贴上“野蛮”、“落后”、“未开化”的标签。
汉人的农耕定居生活被视为正道，游牧劫掠则是需要被征服和改造的陋习（事实的确如此）。
这种论调，为未来的军事扩张提供了“文明征服野蛮”的合法性外衣。
英雄崇拜与军功荣耀： 沈川本人的形象被刻意神化，从“漠南战神”到“汉家希望”，他的一言一行都被赋予象征意义。
军中大力表彰立功将士，不仅物质重奖，更给予极高的荣誉。
阵亡将士被隆重祭祀，入祀“英烈祠”，其家属享受持续抚恤和尊崇。
这种“功名但在马上取”的氛围，使得从军报国成为河套年轻男子最向往的出路。
再是文宣体系的构建： 除了传统的告示、说书，一种名为《靖北旬报》的粗糙印刷品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
上面登载侯府政令、战功表彰、以及充满鼓动性的评论文章，反复强调“汉家子弟当奋起”、“以手中火铳犁取我族生存空间”、“雪历史之耻，复汉唐之疆”等观念给人到来极大的使命感。
在这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下，一个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公民兵”社会雏形，开始在河套显现：
全民皆兵意识，不仅是正规军，就连屯田的民兵，官营作坊的工匠，都被告知他们是汉民族复兴事业的一部分。
整个社会资源，彻底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市民化社会进程来到了新的一步。
尚武精神弥漫： 勇武、纪律、服从、牺牲，被推崇为最高美德。
民间纠纷，若有军属或退伍兵介入，往往占据道德和实际优势。
孩童的游戏，也多了模仿线列进攻、骑兵冲锋的内容。
最后身份认同强化， “汉人”这一身份，在河套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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