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对朱高燧的表现十分满意，下意识颔首抚须，眼神中满是欣赏。
周致康弱弱提议道：“或可赐香料、珊瑚。”
此时，殿外的阳光斜射入华盖殿，金砖地面泛起微光，朱棣龙袍上的金线在光影中明灭闪烁，好像有龙影游动。
“我没记错的话，周侍郎上个月还在抱怨俸禄不足。”
朱高燧突然提高声调道：“若换作是你，愿意要一船胡椒还是半匣辉银石？”
他目光如炬，扫过周致康微微抖动的袖口，心中暗忖道：“此人性格耿直，却不知道变通，需要晓以利害才能破其迂腐。”
此话一出，周致康语塞。
他倒是实诚人，没有昧着良心瞎说乱说，而是沉默了一阵子。
殿内铜鹤香炉袅袅升腾的香料烟气，在朱棣的龙椅前凝成薄雾，犹如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开了他与群臣的视线。
“可即便如此，臣仍然不赞同为了挖矿而移民海外。”
周致康顿了顿，硬着头皮道：“正所谓圣人训，君子喻于义——”
“朕听说周卿上个月典当了祖传的砚台换钱？”
端坐在龙椅上的朱棣突然开口打断了周致康的话。
他可不想让朱高燧与周致康在这朝堂上辩论圣人之言。
因为圣人之言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讨论清楚的，所以他要打断周致康，主动掌控议事的节奏。
“回陛下，臣昨日领到了补发的足额俸禄，已赎回了家传砚台。”
周致康恭声答道。
“你领的俸禄，正是户部用东洲银矿石提炼铸造出来的官银。”
朱棣颇有深意的说道：“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国库一直空虚，将来遇到灾荒之年，朝廷如何赈灾济民？”
如果换成其他“知进退”的官员，此时必然明白了皇帝这番话背后的意思——朕要开采东洲银矿，国库需要银子，谁反对“海运令旗之策”就是反对朕！
可较真的周致康顾虑的不是得罪朱棣，而是怕引发别的问题，比如民间对此事的议论。
“陛下，开采银矿非一日之功，臣估算至少要两万人才能每年开采提炼出五万斤白银。而且准许商人组织船队悬挂海运令旗移民海外的事，洪武朝不曾有过，以往历朝历代也不曾有过。”
周致康躬身道：“更何况，东洲远在三万里之外，移民东洲犹如弃民海外，终究是有损陛下圣德，臣请陛下三思！”
朱棣听到“弃民海外”四个字，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殿内温度似乎一下降低了许多。
朱高燧知道此时需要提出具体的策略，才能化解周致康反对的声音。
东洲银矿是国库命脉，移民势在必行，关键在于如何消解“弃民”之议。
他必须立即扭转话风，将“弃民”转化为“垦荒”，将风险转化为朝廷的仁政。
“周侍郎，你刚才说开采东洲银矿需多少民夫？”
朱高燧侧身看向周致康，朗声问道。
“至少两万。”周致康犹豫答道。
“启禀父皇，儿臣有一良策，既可省下移民口粮，又能得现成水手，而且还符合洪武朝之典制。”
朱高燧深吸一口气，稳住紧张的心境，转身看向朱棣，躬身恭声道：“朝廷只需依洪武朝的盐引之例，制定‘东洲银石引’，拿‘东洲银石引’换取东洲开采出来的银矿石，商人转运去东洲的移民越多，可以换取的银矿石就越多。”
“同时，要求移民自备两个月干粮，商人转运移民时需为移民提供两个月干粮，海上航行四个月后再由朝廷配给干粮。移民到东洲后，垦田所需粮种、菜种由朝廷提供。”
他认为此策的关键在于将移民与商利绑定，既借商人之力渡海，又以户贴、路引严控身份，朱棣应该能洞察其中稳控之策。
周致康反驳道：“若有奸商找人假冒移民骗取朝廷的‘东洲银石引’又当如何？此乃与虎谋皮！”
“移民由朝廷指派，皆随身携带户贴与路引，商船奉朝廷之令行事，自然要派驻士卒护卫。”
朱高燧解释道：“而且这‘东洲银石引’必须要等商船抵达东洲后，根据商船实际运到东洲的移民人数来确定多寡。若商人刻意致移民死亡，当偿命；若移民意外病亡，商人也当视情况赔偿。”
他知道洪武朝的户籍制度是很完善的，路引的严苛足以杜绝冒籍，而且派驻士卒可震慑商人，此策环环相扣，所以他说话时语气坚定。
洪武年间颁布移民规定，按“四家留一、六家留二、八家留三”的比例强制抽丁，并实行“户贴制度”，即每户户主持“户贴”，上面详载姓名、年龄、原籍、迁入地，“有司点闸，敢有隐漏者斩”。
再按《大明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路引。”
朱元璋施行“黄册”制度，把民间百姓都固定在户籍地，路引即是“临时外出许可证”。
也就是说，大明朝的百姓只要离开居住地百里以上，就必须找官府开具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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