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国与野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城内与野外之别，而是带有政治归属及文化归属的整体概念。
比如在永乐十年被分派到东洲卫所将领，通过勘探开拓寻找合适的地方，修建卫城、千户城，而随行的军户余丁则居于城中，或居于卫城、千户所城旁边的村落。
然后，以卫城或千户所城为中心，统辖周边的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
目前的东洲，土着部落仍是村社自治，或者部落自治。
按朱高燧颁布的王令，皇明赵国的单个国民没有处置单个土着的特权，只有皇明赵国的文武官员才有按照其职权范围处置土着的权力。
东洲土着不属于任何赵国的国民私有，而是直属于赵国，是赵国治下的一员。
即便这些土着并不认为他们是受到赵国统治的，但朱高燧定下的规矩就是这样——防止滥杀土着，引起土着对抗。
毕竟，根据朱高燧颁布的防疫条例，未经批准的土着与不入户籍的赵国贱民一样，不能在赵国治下拥有土地，且不能在城内拥有房产，其子女没有进入乡镇社学或府县书院进学的资格，没有进入城内做工、经商的资格，也没有参加科考做官或入伍从军的资格。
只有东洲土着部落的酋长或村落的村长、长老，或他们授权指定的土着，经过防疫筛选后，才有资格与赵国的国民在互市点进行贸易，或进入赵国的城池游览与学习。
“国野制看似简单，但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孤决定把国野之别套入户籍制，以户籍区分国民、野人，划定两者的地位。”
朱高燧担心直接说被他改良后的国野制，会让李默等四人无法理解，便特地提到了户籍制度。
自永乐十五年皇明赵国建立之后，朱高燧效仿大明朝廷五府、六部等衙门，设大都督府，由他本人直管赵国军务，另外设六署等衙门管理赵国的其他事务。
与此同时，他颁布了属于皇明赵国的户籍制度，让户署给赵国每户自耕农颁发户贴。
户贴上详细记载此户人家的田产数量，以及所应承担的田赋额度。
由于一切从零开始建立制度，所以朱高燧是直接施行了改良的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之制。
对专门靠种地为生的自耕农而言，赵国没有额外的杂役与丁税，只有田赋。
至于自耕农去经商，或置办手工作坊，做这些事涉及到商业与手工业，所以需要按规定缴纳商税、工税。
朱高燧与朱棣都明白，东洲赵国虽名为国，名义上是位同一省的大明藩国，但实际上等于一个独立的小朝廷。
朱棣准许朱高燧在藩地施行与大明朝廷不一样的体制，比如户籍制、兵役制、科举制等等，只不过在总体上不能违背《大明律》、《皇明祖训》。
历史上的《大明律》律文简于唐律，但其立法技术上较之更为精细，体例更趋完善和科学，其立法精神也远比唐律、宋律更加严格，以至于对后世影响深远。
朱高燧制定的这种户贴制度与大明一样，对每户百姓所承担的田赋加以明确，算是对赵国百姓私人财产的一种保护，推行起来并没有遇到阻力，甚至得到了移民的强烈支持。
那些移民到东洲的大明的底层百姓，再得到赵国颁布的全新户贴之后，便可以踏踏实实在土地上耕作，不会再轻易迁徙。
如此一来，有耕地者将按照户贴上的田赋额度来纳赋，有效避免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或纳税不均等问题。
在实行户贴制度之时，朱高燧在赵国境内也施行大明朝廷的黄册制。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
只不过朱高燧改良了这一制度，以一个移民村为一甲，村长就是甲长，再以五个移民村为一个里，这五个村的村长轮流当里长。
各户填写真实的户籍信息，然后上交给本村村长，村长负责把自家“村”的住户按照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各村村长再上交给里长，里长上交给县里，县里直接交到赵国户署，不必呈给府里。
黄册依大明朝廷之制，每十年更新一次。
若按大明朝廷的黄册制度，每个“里”中的人口所承担的田赋是相对均等的，如此可避免田赋过于集中某一户，若某户出现问题，同“里”的其他户需共同承担此户的田赋，这样就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
但是，朱高燧在赵国施行摊丁入亩，田多的自耕农多缴田赋，田少的则少缴田赋，公平公正，谁也说不出反对的话。
黄册制是历史上的明朝执行最长的户籍制度，也是大明朝廷赋税役的依据。
在黄册制度之前，历朝历代的户籍制度皆是“从上而下”，即由朝廷户部、省、州县由上而下进行统计。
而黄册制度恰恰相反，各户填写真实的户籍信息，然后逐级上交，最后送交到各州县，再到省、户部，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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