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队是郑小虎带的，十个年轻后生，都是腿脚快、眼神好、爬树比猴还溜的主。他们的任务是每天像梳子一样把周边二十里地梳一遍，看见兔子记下来，看见狼记下来，看见生人更要记下来——李健说这叫“情报工作”，虽然队员们私下觉得这跟放羊时数羊差不多。
那天傍晚，太阳刚挨着西边山头，把天空染得像打翻的柿子汤。郑小虎几乎是滚着回来的，进峁时被门槛绊了一跤，爬起来时满脸是土，顾不得擦，直冲李健的窑洞：“李叔！李叔！出大事了！”
李健正在算账——春播用了多少种子，水利工程烧了多少煤，民兵训练吃了多少粮食，算得头昏脑涨。看见郑小虎这副模样，心里“咯噔”一下：“慢慢说，天塌了有高个顶着。”
“西边……西边来了好多人！”郑小虎抓起桌上的水瓢，咕咚咕咚灌了半瓢，水从嘴角流下来，和着泥土成了泥汤，“望不到头！从山梁上看下去，官道上黑压压一片，至少……至少大几千！”
“几千？”李健手里的炭笔“啪”地断了，“你看清了？别是把羊群看成人了。”
“羊能推独轮车吗？羊能抱孩子吗？”郑小虎急得跺脚，“是人！拖家带口，推车的，挑担的，背包裹的，像……像蚂蚁搬家！可蚂蚁搬家没这么惨，好些人拄着棍子走，走三步歇两步。”
李健心里那点侥幸灭了。他走到窑洞口，望着西边。夕阳正沉下去，余晖把远山勾勒成剪影，那片天空下，真的有几千人在挣扎求生吗？
“从哪来？往哪去？”他问，声音有点干。
“从西边来，看样子是往东走。”郑小虎喘匀了气，语速快得像爆豆，“我们悄悄摸近，抓了个落在后面解手的人问——那人都脱相了，肋骨一根根看得清。说是从甘肃来的，那边闹饥荒更厉害，树皮都吃光了，草根挖绝了，往山西逃。已经走了两个月，死了三成。”
甘肃饥民东逃。李健闭上眼睛，脑子里史书上的记载和眼前的现实重叠在一起。崇祯二年，甘肃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这些人在黄土高原上跋涉两个月，走到陕北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再找不到吃的……
“他们知道咱们这儿吗？”他睁开眼，眼神锐利。
“还不知道。”郑小虎说，“我们观察了半天，他们眼睛只看脚下的路，没人往咱们这边张望。但迟早会知道——咱们有烟囱冒烟，有田里的庄稼，太显眼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也可能知道，后天……除非他们都是瞎子。”
当晚，新家峁的窑洞里召开了最沉重的一次会议。油灯的火苗跳动不安，把每个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李健把情况一说，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灯花爆开的“噼啪”声。上千流民。这个数字像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
“他们……会抢咱们吗？”王石头的声音发干，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
“饿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钱老倔脸色凝重得像块铁，手里的烟杆忘了抽，“崇祯元年，我老家那边来过一群流民。开始只是讨饭，后来见讨不到，就抢。把地里没熟的庄稼都薅了，连种子都没留。村里人拦，他们就打，打死了三个人。”
春娘的声音带着哭腔：“咱们刚有点粮食，地里庄稼才冒头……这要是被抢了，今年冬天咋过？”
“加强防御。”郑老汉第一个说话，语气斩钉截铁，“民兵全员戒备，昼夜轮岗，一刻不能松懈。所有粮食藏进地窖，一粒米都不能露在外面。农具收起来，铁器藏好，不能让他们看见咱们有铁。”
“不够。”李健摇头，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上千人，就算只有三百青壮，真要红了眼硬冲，咱们八十个民兵挡不住。石矛再硬，也是石头；藤甲再韧，也防不住不要命的人。”
“那……那咋办？”赵木匠的声音发颤。
“得谈判。”李健说，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窑洞里像惊雷，“在他们发现咱们之前，主动接触。不能等他们找上门，那时就晚了。”
“你疯了？”钱老倔差点跳起来，“跟饿红了眼的人谈判？他们能跟你谈什么？谈今天吃树皮还是吃观音土？”
“谈合作。”李健冷静得让自己都惊讶，也许是这一年多的磨炼让他学会了面对绝境，“他们需要吃的，咱们需要人手。咱们有一千亩地，还能开更多荒地。他们有力气，能干活。这是唯一的出路。”
“可咱们的粮食不够啊！”管仓库的周大福急得直搓手，“满打满算，还能撑三个月。要是再添人……”
“所以要控制数量。”李健艰难地说出这句话，“不能全收，只收有用的——青壮劳力，有手艺的，听话的。其他人……帮不了。”
“那老弱妇孺呢？”春娘的声音很轻，但像针一样扎人。
沉默。油灯的火苗又爆了一下，溅出几点火星。
这个问题很残酷，但必须面对。新家峁的存粮，养现在这三百人已经勉强，再养上千人，结果只有一个：大家一起饿死，谁也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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