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中的一天，寅时刚过，天色还是一片墨蓝，新家峁打谷场上已经人影幢幢。这不是紧急集合的锣声召来的，也不是土匪来袭的警报，而是每月两次“大集”日的寻常清晨——但在这寻常之下，崇祯五年的大明朝，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动荡。
从新家峁本联盟的很多户人家，到周边马家庄、赵家堡、王家屯等十里八乡的村民，甚至还有从三十里外县城赶来的行脚商人，都像归巢的鸟雀般往这里聚集。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摊位已经沿着打谷场边缘排成了蜿蜒的长龙：东边是农产品区，新收的麦子、金黄的玉米、还带着露水的瓜菜、码得整整齐齐的鸡蛋；西边是手工业区，韩师傅新打的曲辕犁泛着木质的暖光，孙铁匠的镰刀刃口闪着寒芒，老谢的陶器釉色温润；南边的小吃杂货区最是热闹，羊肉汤锅咕嘟作响，炸油糕的香气霸道地弥漫开；北边的牲口区，驴骡轻嘶，鸡鸭咕哝，活脱脱一幅乱世中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李大嘴作为集市管理所所长，子时就起了床。他手里的铁皮喇叭（李健用薄铁皮卷的，虽然粗糙但扩音效果惊人）在晨雾中格外响亮：“各位乡亲，按号摆摊！甲字区农产品，乙字区手工业，丙字区小吃，丁字区牲口！不得争抢，不得越界！”
一个从赵家堡来的卖陶汉子苦着脸：“李所长，我这摊子前头有棵树，挡着了，能不能挪挪？”
“树是公家的，摊子是临时的！”李大嘴指着地上用石灰粉画出的规整方格，“看见没？每个摊位三尺见方，童叟无欺！嫌挡光？下回早点来排队抢好位置！”
汉子只好缩回去，把陶罐往阴影里摆了摆。他带来的陶器质地粗糙，釉色不均，比起新家峁老谢烧的差了不止一筹。可即便是这样的货色，在如今的世道也是硬通货——陕西连年大旱，能烧陶的窑口越来越少。
集市日的设立，是新家峁商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崇祯五年这个特殊年份里的经济奇迹。
当陕西大部分地区“赤地千里，人相食”时（《明史·五行志》载崇祯四年“陕西大旱，人相食”），当河南、山西流民遍地时，新家峁这块方圆不足几十里的土地，竟能每月举办两次数百人规模的市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写入地方志的异数。
李健把集市日定在每旬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不安排重体力劳动，让所有人有时间赶集。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却深含经济学原理——集中交易产生规模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在崇祯五年这个时间点上，这个决策更显珍贵：朝廷的“三饷加派”压得百姓喘不过气（辽饷、剿饷、练饷合计每年超过两千万两），各地官府层层盘剥，民间商业几乎停滞。新家峁的集市，成了黑暗中的一点萤火。
今天七月初一，正好是说书场开讲的日子。打谷场中央搭了个三尺高的简易木台，说书先生是吴先生从县城“请”来的——其实是用三十斤小米换来的说书权。先生姓柳，五十多岁，瘦得颧骨高耸，但一开口，那声音洪亮得能传到半里外：
“话说那关云长，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为的是寻那结义兄长刘玄德……”
醒木“啪”地一拍，全场瞬间安静。孩子们挤在最前排，眼睛瞪得溜圆；大人们一边支着耳朵听书，一边手上不停——称粮食、量布匹、数流通券。这是乱世中难得的惬意时刻，虽然只是暂时的。
李健在集市上巡视。他穿着普通的青布短衫，但所到之处，人们都不自觉地让开一条路，脸上露出敬重的神色。
走到韩师傅的木器摊前，那里已经围了三层人。新做的播种耧、改良的曲辕犁、带抽屉的炕桌，每件都贴着小小的价签：五工券、八工券、十二工券……
“韩师傅，生意兴隆啊。”李健笑着打招呼。
“托李盟主的福！”韩师傅抹了把额头的汗，咧开缺了颗门牙的嘴，“这大集真是好！光是今早，就定了三张炕桌、两架播种耧。您看这个，”
他指着角落里一个奇特的木器，“这是我新琢磨的‘风扇车’，能扇谷子里的糠秕，比用手扬省力多了！”
李健仔细端详那木器，结构精巧，风叶的角度经过精心计算。“好手艺！”他由衷赞叹，“定价多少？”
“十五券。”韩师傅搓着手，“就是木料难寻，好木料都让官府征去修城墙了……”
这话触动了李健的心事。就在半个月前，延安府来了公文，要求新家峁“协饷”五十石粮、三十根梁木。
李健让吴先生写了陈情书，详细说明新家峁是流民安置点，自给尚且艰难，最后送去了陈粮了事。但这事像根刺，扎在心头——朝廷的触角，终究会伸过来。
就在新家峁百姓沉浸在集市的热闹中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崇祯皇帝正在乾清宫里大发雷霆。
在一个比较寻常的早朝上，兵部尚书跪在地上，冷汗浸透了朝服。“启奏陛下，陕西流寇王嘉胤部已窜入山西，连克石楼、永和两县……宣大总督张宗衡请调边军协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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