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禄从码头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今天跑了一整天。早上先去工坊，盯着那批新到的铁矿石过秤、入库。矿石是从施瓦本那边运来的，矿石品质不错，但价格比去年涨了半成。赶车的那个商人说，路上不太平，运费高了，所以货贵了。杨保禄没多说什么，让账房结了账。现在不是讲价的时候，矿石得收，工坊不能停。
从工坊出来，他又骑马去了北岸。那片刚开了个头就停下来的荒地，在暮色里显得格外荒凉。地已经翻了一小半，垄也起了，但翻好的地没人种，就那么空着。几个干活的庄客正在收拾工具，看见他过来，赶紧站起来。
“大少爷。”
杨保禄翻身下马，走到地边看了看。翻过的地黑油油的，能看见蚯蚓钻过的痕迹。好地。可惜今年种不上了。
“人手不够？”他问。
领头的那个庄客叫汉斯，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他搓了搓手，说：“大少爷，不是不够，是抽走了。弗里茨那边要人，彼得那边也要人，二少爷那边更要人。咱们这边，就剩这几个了。”
杨保禄点点头。他知道。
“先收了吧。”他说，“把工具收好，明年开春再干。”
汉斯应了。杨保禄又站了一会儿，看着这片地。原本计划今年开出来，明年春天就能种上冬小麦。现在看来，得往后推一年了。
一年。粮食就少收一年。
他翻身上马，往回走。马蹄踏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天色越来越暗，码头的灯火已经亮起来了。
中午他没顾上吃饭，在集市那边跟乔治谈事。
乔治的船队今天到，带回来一些消息，也带回来一批货。杨保禄在码头边的木棚里等他，棚子里堆满了麻袋和木箱，散发着桐油和咸鱼的气味。
乔治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条湿毛巾在擦脸。他在船上跑了半个月，脸晒得黝黑，眼窝也陷下去了。
“大少爷。”他在杨保禄对面坐下，把毛巾搭在膝盖上，“巴塞尔那边跑了一趟，收了两万磅粮。都是黑麦，有些是去年存的，有些是今年新收的。价钱比往年贵三成。”
杨保禄点点头。贵三成也得收。那边两万多人等着吃。
“还托人去科隆那边问了，”乔治继续说，“那边说能收三万磅，但要等。商路最近不太平，弗里西亚那边有海盗，莱茵河下游好几个船队都停了。”
杨保禄皱了皱眉。三万磅，加上这两万磅，五万磅。两万多人分，一个人合两磅多。不够。
“再跑一趟。”他说，“往上游走，苏黎世那边，因斯布鲁克那边，都去问问。价钱高一点也行。”
乔治看着他，压低声音：“大少爷，是不是林登霍夫那边……”
杨保禄点点头，没多说。
乔治懂了。他在这条河上跑了三十年，什么事没见过。灾年，荒年，饿死人的年。他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我亲自跑一趟。”他说，“带上几个伙计，多带些货。铁器，布匹，药膏，什么好卖带什么。一边卖一边收粮，换粮回来比买划算。”
杨保禄说：“行。需要什么，跟账上说。”
乔治应了。他又问：“那边情况，严重吗？”
杨保禄想了想，说：“冬小麦遭了霜，产量只剩一半。本来那边的人就吃不饱，今年更难。”
乔治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棚子外面那些正在卸货的工人，看着那些堆成山的木箱和麻袋，忽然叹了口气。
“大少爷，”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莱茵河边见过一次灾年。那年也是春天遭霜，麦子全死了。第二年开春，河边全是坟。新坟挨着旧坟，来不及埋。”
杨保禄没说话。
乔治又说：“后来我就在想，人这辈子，最难的不是打仗，不是干活，是活着。”
杨保禄点点头。
“能挺过去。”他说，“得挺。”
下午，杨保禄去了学堂。
学堂这几年扩大了不少。最早的那间草房早拆了，现在是三排砖房，能容两百多个孩子。院子里有几棵核桃树，是杨亮当年亲手种的，现在比碗口还粗了。树下摆着几张长凳，课间的时候孩子们坐在那儿晒太阳。
杨保禄进去的时候，正赶上下课。孩子们在院子里跑着玩，有的踢毽子，有的扔沙包，有的追着跑。看见他进来，有的喊“大少爷”，有的喊“保禄叔”，还有几个小的喊“大伯”。
杨保禄笑着点点头，往里走。院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叫玛格丽特，当年是珊珊带出来的徒弟之一。她看见杨保禄，迎上来。
“大少爷，您要的人，我挑好了。”
杨保禄跟着她进去。屋里坐着五个年轻人，三男两女，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看见他进来，都站起来。
杨保禄看了看他们。都面熟，都是学堂里出来的。有一个他认识，是牧草谷那边老哈特的侄子，叫弗里茨——跟杨定山领导那个弗里茨同名，但年纪小些，人显得瘦弱一点，但眼睛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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