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孝三个月，杨保禄没有刮过胡子。
不是盛京的规矩，是杨亮老家的规矩。父亲在世时偶尔提过，说他来的那个地方，父母去世，儿子要守孝三年。三年太长，他把规矩简化了——三个月，不刮胡子不理发，不吃荤腥不饮酒，不与妻子同房。其余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工坊不能停，码头不能停，盛京不能停。
杨保禄把父亲这些话记得很清楚。腊月初六那天早晨，他从偏院的地铺上爬起来，叠好被子，走到水缸边照了照。水面映出一张瘦削的脸，颧骨比三个月前突出一截，下巴上长满了黑灰色的胡须，长的有一指节，短的扎在皮肤里，乱蓬蓬的。头发也长了，鬓角盖过了耳朵，后脑勺的头发戳在领口上，扎得脖子发痒。他用手沾了凉水拍了拍脸，把胡须上沾着的一根草屑摘掉，然后推门出去。
码头上，老乔治已经在等了。两条新造的货船泊在岸边，橡木船底，杉木船板，桐油刷了三遍，船身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深黄的光。船工们正往船上搬货，细布、蓝玻璃、香皂、铁制农具，一袋一箱地码进船舱。老乔治手里拿着货单，一条一条对着勾，看见杨保禄走过来，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胡子，什么也没说，继续勾货单。
这三个月，杨保禄每天都来码头。胡子长成这样，头发乱成这样，他照常来。船工们起初多看两眼，后来习惯了。大少爷还是大少爷，说话还是那样，该催货催货，该签单签单，只是脸上多了胡子。码头上的人，胡子本来就是常有的东西，没什么大不了。
“这两条新船，一条跑科隆，一条跑巴塞尔。”老乔治把货单夹在腋下，“加上原来的六条，现在一共八条。四条大的，四条小的。科隆那边订的细布，这个月能全部发出去。”
杨保禄点了点头。他走到新船旁边，伸手摸了摸船帮上的桐油。油还没干透，沾在指腹上黏糊糊的。他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转身看着码头上的货堆。水力工坊的铁齿轮转了三个月，六台机器一天没停，细布的产量堆得码头边的货仓装不下，老乔治临时搭了两个油布棚子，货袋码在里面，一摞一摞，像砌了一半的墙。
“乔治叔。开春以后，船队还要再加。水力工坊的机器要从六台加到十二台，纱的产量翻一倍，布就翻一倍。布多了，船不够。”
老乔治想了想。“老约翰那边木料够不够。造大船要整根的橡木，山上的老橡树砍一棵少一棵。”
“从南边买。吉拉尔迪那边有木材商，意大利的山上不缺橡木。”
老乔治点了点头，把这一条记在心里。杨保禄又看了一圈码头，跟几个船工交代了几句，然后往工坊区走。他的胡须被河风吹得飘起来，有几根钻进了嘴角，他用手背拨开，继续走。
水力工坊里，铁齿轮的嗡嗡声从早响到晚。杨定军蹲在三号纺车旁边，用卡尺量齿轮的齿隙。他的胡子也长了三个月，比杨保禄的还密一些，黑中带几根红棕色，那是玛蒂尔达父亲老伯爵的血统。头发用一根旧布带束在脑后，束得不高，发尾戳在领口上。他穿着那件灰布棉袍，袖口磨得发白，右手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铁锈。
这三个月，杨定军每天都来工坊。齿轮照换，纺车照修，数据照记。卢卡起初觉得二少爷蓄了胡子有些不一样，多看几次，发现除了脸上多了毛，别的没有任何变化。杨定军还是那个杨定军，蹲在机器旁边一蹲就是半个时辰，站起来时膝盖咔嗒响一声，然后走到下一台机器前面蹲下。
卢卡把新装的铁齿轮拨了一下。齿轮在轴上转了好几圈才慢慢停下来，齿面光滑，啮合紧密。“二少爷，这一批齿轮的齿隙比上批又匀了。汉斯的手艺越来越稳。”
杨定军用卡尺量完，把数字记在本子上。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把本子举到光下面看。三个月的数据，十二条齿轮的磨损曲线，像十二条缓缓下坡的山路，整齐地排在本子的格子线里。
“这批齿轮能撑多久。”卢卡凑过来问。
“照这个磨法，一年半。”杨定军合上本子。
卢卡咧嘴笑了一下。一年半换一次齿轮，比木头齿轮的两个月翻了将近十倍。省下来的铁料够铸好几台新纺车的齿轮了。杨定军没有跟着笑，他把本子揣进怀里，走到下一台机器前面蹲下。
守孝期间，杨定军每天晚上睡在偏院的草席上。草席铺在砖地上，底下垫了一层干草，躺下去的时候干草被压得窸窣响。他躺在上面，听着隔壁杨保禄翻身的声音，听着窗外阿勒河的水声，听着远处码头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玛蒂尔达带着杨宁和杨安睡在原来的院子里，他每天傍晚回去吃晚饭，抱一会儿杨安，教杨宁认两个字，然后在天黑透之前回到偏院。
杨宁问过他，为什么爹不跟我们一起睡。玛蒂尔达把她抱起来，说爹在给爷爷守孝，守完了就回来。杨宁又问守孝是什么。玛蒂尔达想了想，说就是想念爷爷。杨宁说她也想念爷爷，能不能一起去守。玛蒂尔达把她搂紧了，说不用，爹替咱们守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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