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点着头：“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
他那样叫“知识分子”，我觉得倒很新鲜。我故意问一句：“什么分子？”
“就是那样‘分子’，我也不怕你听了不高兴，不怕你厌弃咱。在俺眼里就是那东西：‘鸡巴分子’……”
我想该把话题转一转了。我的牙齿已经有些发胀。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挑拨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不是今天，而是我一再遇到的一个命题。好像是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唆使人们去反对知识分子，那就应当把我们绞死”——天，可见在他眼中这是怎样的大罪……我忍了又忍，总算扯到了孩子的学习上：
“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让包学忠到学校去，他这个年龄正是学知识的好时候，不要让他一天到晚在公司里转，那样并不好；应该让他争取考大学……”
女人看了看男人。
男人从柜子上端来了一个纸笸箩，里面盛了烟末。他捻了捻烟末，又从一边找了张破报纸撕下一块卷了，吸着：“考学这个事嘛，也不能说是个坏事儿，不过这要看让谁去做、做了。各家都有自己的盘算……”
“即便考不上学，多学点知识也好啊，将来做各种工作都需要的；在信息时代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他听了，看看手臂上没有洗净的血，嘿嘿笑着。那种笑其实也表示了最大的轻蔑。
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亮出语惊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人生、对前途事业之类的看法：“是龙就是龙，是虫就是虫，能行的，有本事的，不考大、大学也蛮有出息；没本事的，天天上大学也还是白搭。你看廖家两、两口子不是正经大学出来的吗？穷得叮当响，连肉骨头汤都不舍得喝，这一围遭谁又看、看得起他们？你再看看人家‘得耳’，就是俺董事长，老东家倒没念几天、几天书，可又谁不服人家？市长也得敬着他哩。一句话啦，什么都有一定之规，强求不得哩。俺家学忠也不想吃鸡、鸡巴分子那碗饭。俺家学忠只想把手艺练好接下班儿。他十几岁上就会给猪放血，剥皮剥得干、干净，不沾一点肉，也不伤一点皮子；他就是做这个的好手，别的俺也不稀罕。这年头做这个的，别的不说，多吃点好东西，猪下水咱买才花、花几个钱？那些‘鸡巴分子’挣那几个钱还不够俺捅几刀的，连瘦肉都吃不起，前些年要买便宜肉还要走俺、俺的后门哩。你知道学忠他们那个学校的老、老校长吧？那人书底子怪厚哩，能倒背‘三国’。今个又咋、咋样？还不是托俺孩子来家买点猪大油回去？告诉你吧兄、兄弟，这年头庄稼人就信服实实在在的东西。哎，有口好酒喝，有块大肉吃，有点儿零钱花花，管比什、什么都强。什么大学小学，那是拿来晃人眼的，咱不是学那个的材料，它在咱眼里也就狗屁不是哩！”
我听得认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自身逻辑上来讲，这些话也许并无大谬。而且他这番话也真够分量。不过这倒越发让我害怕，让我不敢太多咀嚼这其中的意味。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眼下，是怎么去说服这一家人，怎样让两家人和解。我明白他们是在另一种生活轨道里运行的人，出奇地固执，也确实更为顽强和有力。我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感到了无语的痛苦。
包学忠在我和他父母对话的时候觉得无聊，就『摸』出了一把小刀，在一边的石头上吐着唾『液』磨起来，发出了哧哧的声音。这引起父母的注意，他们回头看了一眼。包亮回头对我说：“我孩儿在制一把、一把劁猪刀。”
我听不明白。
“人哪，多学点手艺不吃亏哩。这不是，他自己想学劁猪——嗯，就是给公猪母猪动动刀儿，给它去去『性』儿——那就长得肥壮了。以前也有劁猪手，老、老了，眼花了下不准刀儿，按不住猪腿儿——猪蹄子一下蹬上去把、把嘴撕开了一道口子。弄到后来村里人要劁猪，都到十几里外去找人。你也别小看这活儿，‘得耳’老东家大发以前就劁过猪，听说这会儿高兴了还动几刀哩！俺孩儿心眼不孬，他自己琢磨起这活儿来……”
我注意有关“得耳”那几句，暗暗吃惊。我点点头，想用怎样的道理说服他。我说：“即便是将来接你的班，到肉联厂工作，也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比如说屠宰厂都是机械作业，那时一个文盲恐怕也不行吧……”
想不到女人听了哧哧笑出来。包亮使劲吸了几口烟，眯着眼：“你以为俺肉联厂就不是‘机、机械化’了吗？”
“那你怎么全身溅那么多血，还要动刀子？”
包亮扔了烟头：“我跟你说过嘛，那些洋里八道的‘鸡巴分子’弄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管事儿……”
我越发糊涂了。
“使上那套玩艺儿，不是这个零件坏了，就是那里卡、卡住了，再不又停了电。好不容易哪里都没有『毛』病啦，‘带头猪’又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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