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房地产。”
“村里人都说，用不了几年，‘老水蛇’手里就拄上‘龙头拐’了！”
“拄这样的拐干什么？”
庆连瞧着我，我这才发现，他用力看人时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拄了这种拐，打死人就不用偿命了！”
二
几天之后，田里的活儿做完了，庆连要回装卸队去了。
他把我一个人撇在家里，有时好多天才回来一次。我老待在屋里闷得慌，后来就提出和庆连一块儿到装卸队去。
老妈妈脸一沉：“那你可受不了！”
“庆连能我就能。”
老人拗不过我，庆连则喜欢拉上我做伴儿。就这样，我跟庆连到十几里之外的那个煤场去了。
装卸队住在煤场旁边一个简易的工棚里，那儿有一溜大通铺。晚上离家近的走了，有的再近也不愿回去，因为已经累得走不动了，一个个扔下锹就躺下，样子很像挖煤的工人，满脸都是乌黑的煤屑。每个人穿的衣服都单薄极了，从煤场下来时要赶紧披上厚厚的棉袄。上煤场时每个人都要扎腿，胳膊袖口那儿也要用麻绳捆住，这样干活才利索，风吹起的煤屑也窜不进衣服里。他们全是黑脸，一笑牙齿雪白，眼白也显得很大。
庆连只让我陪陪他，给他打打下手，但我坚持要自己做。最后庆连只得领我到一个工头那儿登了记，然后领来一把大大的铁锹。
由于车少人多，所以只要有一辆车进了煤场，立刻就有人跑过去抢。场上有一个戴袖章的贼眉鼠眼的人，他不停地呵斥那些奔跑的装卸工——车停得不是地方，装卸工站错了位，都要挨一顿怒斥。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监工的把一个瘦瘦的、看样子顶多十六七岁的小装卸工猛地扯倒，腮部给碰在了尖煤棱上，嘴角立刻渗出了血……小伙子爬起来，把流血的嘴巴擦一擦，顾不得看打他的人一眼，赶紧去抢另一辆车了。
我觉得这种争抢太危险了。庆连在煤场上小声告诉我：“你什么也不要理会，只管抢自己的车。你只要往车斗里扬上几锹，那么这辆车就归你装了！”
我照他的法子做，可是有好几次我抢先把煤扬到了车斗里，旁边的一个人紧接着也扬进去了。他骂骂咧咧，甚至威吓说要揍人，结果只能让给他。这样争抢一天也只能装上两三辆车，那种紧张疲劳简直不可想象……即便这样，我仍然想看一看那个“老水蛇”。
“你看不到的，”庆连告诉，“他轻易不到煤场来，要来都是上急的事儿。”
中午的饭菜简单到了极点：发黑的馒头，一碗菜汤，上面漂了几块白肉。庆连粗粗的手指夹了四个大黑馒头走过来，我一开始以为还有自己的一份，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一个人吃的。这里所有人饭量都大得惊人，连我也比平常多吃了一倍的馒头。中午歇息一会儿下午接上干，于是又开始了另一场拼争。
几天下来我终于学得刁钻起来：没车时也不到工棚里休息，只在煤岭旁边蹲着——只要有车的轰鸣声，我就变得像猫一样机警，伸长了脖子，两脚用力蹬地。这样只要那辆车刚刚减速，我就能猛地蹿起，抢先扬上一锹煤。我最怕的是一个高颧骨黄脸皮的三角眼，这人大约有五十多岁，身上满是筋疙瘩，一看就知道这种活做久了。这天我刚占下一辆车，他硬是来抢。没有办法，我说：“那好，我们俩合装这辆吧！”
“你这个臭狗，还想跟我分一碗饭？”
我忍着，一声不吭。但我没有走开，继续往车斗里铲煤。
高颧骨干脆把手里的锹猛地摔了，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锹。
我鼓了鼓劲儿，死死攥住那把锹。
他“嗷”地一叫，身子往上一钻，两手铁硬地按住我。这家伙的两条胳膊可真有力，但我的腿紧抵地面，他没有把我推倒。我瞅空儿用膝盖狠撞他的小腹，他叫着咬我的膀子。正这时候旁边“呀呀”喊了几声，是扑过来的庆连。他扯住了这家伙的腿，用力一拽，让其跌在地上。庆连迅速用膝盖顶住他的肋部。这家伙哼几声，算是告饶，一边看着我一边蔫蔫地蹭到一旁的高处——突然猛地搬起一块大大的煤歼石，迎着我的头就砸下来……
谢天谢地，幸亏我躲过去了。煤矸石砸在旁边的锹上破碎了，发出了“轰”的一声。
那家伙扔过了煤矸石又『操』起了铁锹，庆连也迅速端起了一把铁锹。两人对峙了一会儿，庆连说了一句：“你算了吧。”
那个家伙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走开了。
接下去我再也没有力气干活了。
晚上的大通铺很宽绰，因为总有人赶回家睡觉。一天干下来，躺在那儿一动也不愿动。旁边总有人围在一个大灯泡下打扑克，一开始以为是随便玩玩，后来才发觉他们个个紧张，一声不吭。
庆连小声告诉：“他们在赌钱。有时一个晚上就能输掉一两千，赢家一夜要赢到一万多。”他指着头顶有秃斑的五十多岁的一个胖子：“看见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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