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三楼一间客房的天花板突然坍塌。
大块的水泥板砸下来，当时房间里住着一对来城里看病的夫妻。丈夫被砸中头部，当场死亡。妻子重伤，左腿截肢。
事故调查组进驻。
刘宏伟作为当时的验收人，被叫去问话。
他吓得腿都软了，以为自己完了。
但调查组长是他师傅的老同学。师傅私下找了组长，塞了两条烟。
调查结论最终定为：“施工单位偷工减料，使用劣质防水材料。验收人员现场核查不仔细，未能发现隐患。给予刘宏伟同志记过处分，调离原岗位。”
记过，调岗。
工作保住了，工资没降。
一条人命，一条腿，换他一个记过处分。
刘宏伟从这件事里学到了两个道理：第一，楼塌了不一定查得到自己；第二，就算查到了，也有办法摆平。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职位从科员升到科长，再升到副站长，最后到站长。
经手的项目从三层小楼，到十层住宅，到二十层的商业综合体。
红包的厚度也从五百，涨到五千，五万，十万。
他学会了更隐蔽的操作：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亲戚开的建材公司走账；不一次性收齐，而是分阶段，开工收一部分，主体结构验收收一部分，最终竣工验收收大头。
他也学会了更专业的说辞：“建筑行业有合理误差”、“不影响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基本满足”。
那些因为他签字而住进危楼的家庭，那些在劣质校舍里上课的孩子，那些在漏水的医院里治病的病人，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模糊的背景。
直到三年前，他经手了“龙城第七小学”的教学楼加固项目。
那栋楼建于八十年代，墙体开裂，钢筋锈蚀，被鉴定为D级危房，必须加固后才能继续使用。
中标单位是“宏达建筑”，老板钱老板是他老熟人。
加固方案设计得很周全：外包钢筋混凝土柱，加大截面，重新做屋面防水。
但施工的时候，钱老板为了省钱，把设计图纸上的钢筋直径从16毫米换成14毫米，混凝土标号从C30降到C25。外包柱与原结构的植筋锚固，设计深度是20厘米，实际只打了15厘米。
这些，刘宏伟都知道。
因为钱老板在开工前就找过他，塞了五万。
“刘站，这项目利润薄，您多关照。材料上我们适当优化一下，保证不影响安全。”
刘宏伟收了钱，没说话。
钱老板懂了。
施工期间，质监站派人去现场抽查过两次。刘宏伟提前给钱老板打了电话，钱老板让工人把该做的面子工程都做好，检测数据提前准备好。
抽查报告上写着：“施工符合设计要求，质量控制到位。”
现在，工程完工了。
竣工验收报告摆在刘宏伟面前。
钱老板昨天送来的十万，是最后一笔。
刘宏伟只需要签下名字，这栋加固后的教学楼就能重新投入使用。一千两百个孩子，将在里面继续上课。
他拿起笔。
笔尖落下。
“刘宏伟”三个字，写得工整，有力。
签完字，他盖上质监站的公章。
红色的印章盖在纸上，像一滴凝固的血。
刘宏伟放下笔，拉开抽屉，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他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钞票。
一沓，两沓，三沓……十沓。
每沓一万，一共十万。
他用手捏了捏钞票的厚度，然后重新装回信封，锁进抽屉。
钥匙转动，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开始下雨了。
雨点打在玻璃上，蜿蜒流下。
刘宏伟看着雨，想起二十五年前那场暴雨，想起那对夫妻，想起那个被砸死的丈夫，想起那个截肢的妻子。
但很快，这些画面就被女儿在英国留学的照片取代。
女儿去年硕士毕业，留在伦敦一家投行工作，年薪五十万英镑。上周刚发来消息，说看中了一套公寓，首付需要一百万英镑。
一百万英镑。
换算成人民币，九百万。
刘宏伟这些年攒的钱，加上这十万，刚好够。
他吐出一口气，胸口那股若有若无的压抑感，被金钱的重量压了下去。
值。
一条人命，一条腿，换女儿一个光明未来，值。
一千两百个孩子的安全，换九百万首付，值。
他这样告诉自己，转身走回办公桌。
该下班了。
——————
黑石监狱。
林默的意识锁定那个深红光点。
刘宏伟。
罪恶值7400点。
二十五年前，第一次收受五百元贿赂，对劣质工程放行，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第一次恶行，源于对金钱的渴望和对他人生命的彻底漠视。
他用一支笔，一个签名，将活生生的人送进危险的建筑，然后拿着沾血的钱给女儿买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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