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搞笑的是，后来路易十六真的用了几次否决权，结果每次都引发民众抗议，最后他自己也不敢用了——这个“有限否决权”，成了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权力”。
难题二：谁有“投票权”？——“有钱才能当公民”的奇葩规定
君主立宪派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在“投票权”这件事上，却暴露了他们的“双标”。
他们制定了一个“财产资格选举制”，把公民分成了三类：
1. 积极公民：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相当于能买50公斤面包），而且得是男性、年满25岁、没有债务的人。只有这类人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能选议员。
2. 消极公民：收入不够、女性、未成年人、仆人、债务人、流浪汉，都属于“消极公民”，没有投票权，只能看热闹。
3. 被动公民：基本上是底层赤贫者、奴隶（当时法国殖民地还有奴隶），连“公民”的名分都没有，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这个规定有多离谱？当时法国2500万人口，符合“积极公民”条件的只有大约430万人，也就是说，大部分老百姓忙活了一场革命，最后连投票权都没捞着。
有个底层议员站起来抗议：“我们喊着‘平等’，结果却用金钱划分等级，这跟以前的贵族特权有啥区别？”结果立刻被其他议员怼回去：“你懂啥？没财产的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能理性投票？万一他们投票让国家分财产，那不乱套了？”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实则就是“嫌贫爱富”。当时有个民间段子流传很广：“自由、平等、博爱——前提是你得有钱！”后来这个规定也成了君主立宪派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你不给老百姓真正的权利，老百姓凭啥支持你？
难题三：教会怎么管？——“没收财产+强迫宣誓”引发大混乱
法国的教会在封建时代是“第一等级”，占着全国10%的土地，不用交税，还能收“什一税”（老百姓要把10%的收入交给教会），权力极大。制宪议会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盯上了教会的财产——毕竟教会有钱啊！
1789年11月，议会通过决议：“没收教会全部财产，用来发行‘指券’（一种纸币，以教会土地为抵押），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这一下，教会彻底炸了——相当于有人闯进你家，把你所有的房子、存款都没收了，还说“这是为了国家好”。
可君主立宪派还觉得不够，他们想让教会“臣服于国家”，于是又出台了《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教会受国家管理，神父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所有神父都必须宣誓效忠国家和宪法，不宣誓的就被撤职。
这事儿直接引发了“教会分裂”：一半的神父愿意宣誓（被称为“宣誓派”），另一半坚决不宣誓（被称为“反抗派”），罗马教皇也公开反对这个法案，说“这是亵渎神灵”。而老百姓大多信教，看到教会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对君主立宪派的不满也越来越深——你改革就改革，为啥要折腾我们的信仰？
更搞笑的是，君主立宪派本来想靠没收教会财产解决财政问题，结果发行的“指券”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兑现，很快就贬值了，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更难了——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的就是这帮人。
难题四：要不要改“度量衡”和“地名”？——没事找事的“改革强迫症”
制宪议会的议员们好像得了“改革强迫症”，除了核心的政治、经济改革，还热衷于改各种“细枝末节”，比如度量衡和地名，结果越改越乱。
当时法国的度量衡特别混乱，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标准，比如1尺在巴黎是32厘米，在里昂就是35厘米，做生意的人苦不堪言。制宪议会觉得“这不符合统一国家的要求”，于是成立了一个“度量衡委员会”，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制定了“米制”（以地球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为1米），还规定了千克、升等单位。
这个改革本来是好事，可他们太急于求成了，规定1791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使用，结果老百姓根本不习惯，市场上到处都是“新旧单位混用”的情况，商人趁机抬价，消费者吃亏，大家怨声载道：“本来日子就够难了，还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简直是添乱！”
改地名就更离谱了，他们觉得很多地名带有“封建色彩”，比如“路易维尔”（以路易国王命名）、“贵族镇”，都得改掉。于是乎，全国各地掀起了“改名热潮”：“路易维尔”改成了“自由城”，“贵族镇”改成了“平等村”，还有的地方直接用“革命”“理性”“进步”命名。
更搞笑的是，有个小镇本来叫“圣玛丽镇”（以圣母玛利亚命名），被改成了“无信仰镇”，结果当地老百姓坚决反对，说“这是对我们信仰的侮辱”，最后议会只能妥协，又改了回去。这些没事找事的改革，不仅没起到积极作用，反而让老百姓觉得君主立宪派“不接地气”，净干些没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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