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刘牺牲的阴影还未散去，一九九一年三月，兴安岭又迎来了一场倒春寒。大雪封山，气温骤降，连黑龙江都重新封冻了。就在这严寒的季节里，郑三炮病倒了。
老人是心力交瘁。郑彪的死，大刘的死，还有这些年新盟经历的种种风波，像一块块巨石压在他心上。送到县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最多三个月。”医生私下告诉陈阳，“老爷子年纪大了，又受了这么多刺激，情况很不好。”
陈阳没敢告诉郑三炮实情，只说肝有点毛病，需要住院调养。但郑三炮自己心里清楚。
“陈会长，别瞒我了。”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很平静，“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活到六十五，够本了。”
“郑老大，您别这么说。咱们请省城的专家……”
“不用费那个劲了。”郑三炮摆摆手，“我这一辈子，打了一辈子猎，斗了一辈子，临了能看见合作社、看见新盟这么好，值了。就是……就是放心不下东山帮，放心不下……小龙。”
小龙是郑三炮的孙子，八岁，聪明伶俐，是老人的心头肉。
“小龙您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陈阳握住老人的手，“东山帮也是新盟的一部分，我们会管好。”
郑三炮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陈会长，我想……再进一次山。”
“什么？”陈阳一愣，“您这身体……”
“就一次。”老人眼中闪着光，“我想再看看兴安岭，再走一遍年轻时走过的路。放心，我心里有数，走不动就回来。”
陈阳拗不过老人，只好答应。但做了周密安排：用合作社那辆苏联换回来的军用吉普车，车上配了氧气瓶和急救药品，周卫国和王斌随行，还有县医院的一个医生跟着。
三月十日，天气难得放晴。吉普车缓缓驶出县城，往兴安岭深处开去。郑三炮靠在车座上，盖着厚厚的毛毯，看着窗外的山林，眼神迷离。
“这条路，我十六岁第一次走。”老人喃喃自语，“那年我爹带我去打围，就在前面那个山头，打到了一头五百斤的野猪。我爹说，那是山神赏的。”
车开到山脚下，不能再往前了。郑三炮坚持要下车走走。
“就这一段，我记得特别清楚。”
周卫国和王斌一左一右搀扶着，慢慢往山上走。雪很深，走起来很吃力，但老人很执着。
走了约莫一里地，来到一处平缓的山坡。这里视野开阔，能看见大半个兴安岭。
“就是这儿。”郑三炮停下，喘着气，“我爹就是在这儿教我打枪的。他说，猎人有三不打：不打怀崽母兽，不打带崽母兽，不打当年幼崽。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歇了一会儿，继续说：“可我……我没教好郑彪。我光教他打枪，没教他做人。他走了歪路，我有责任。”
“郑老大，这不怪您……”
“怪，怎么不怪。”老人摇头，“子不教，父之过。陈会长，我今天请你来，是想求你件事。”
“您说。”
“我死后，东山帮就交给你了。”郑三炮看着陈阳，“不是交给新盟，是交给你个人。我知道，按规矩应该民主选举，但我信不过别人，只信你。”
陈阳心头一震：“郑老大，这……”
“你听我说完。”老人摆手，“东山帮两百多猎户，跟了我几十年，都是好兄弟。但他们有些人，思想还转不过弯，总觉得新盟占了便宜。只有你，能镇住他们，能带他们走正道。”
他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铜的，已经磨得发亮，上面刻着个“郑”字。
“这是东山帮的帮主令，传了三代了。今天，我传给你。”老人把令牌塞到陈阳手里，“你拿着它，东山帮的人就认你。”
令牌沉甸甸的。陈阳知道，这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
“我还有一个请求。”郑三炮声音低了些，“小龙……你收他当徒弟吧。别让他学打猎了，学点正经本事。将来，能帮着你管好新盟，管好兴安岭。”
“好，我答应。”陈阳郑重地说。
老人笑了，笑得很欣慰：“那我就放心了。”
歇了一会儿，郑三炮突然说：“陈会长，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在东山帮的老营盘，我屋里的炕洞下面，有个铁盒子。里面是我这些年攒下的东西，你拿去，有用。”
“是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回到医院，郑三炮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甚至能坐起来喝点粥了。医生都说，这是回光返照。
果然，三天后，老人的情况急转直下。昏迷，抢救，再昏迷。陈阳守在床边，寸步不离。
三月十五日，凌晨，郑三炮突然醒了，眼神很清明。
“陈会长……”
“我在。”
“我想……听你叫我一声……师父。”老人艰难地说。
陈阳鼻子一酸，握住老人的手：“师父。”
郑三炮笑了，笑得很开心：“好……好……我这辈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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