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帮主归山的仪式像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子，在兴安岭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五大帮派的名号正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新盟统一领导下的五个事业部。然而，名号易改，人心难移。一九九一年九月下旬，随着秋季收获季节的到来，一场关于分配制度的争论在新盟内部悄然发酵。
事情源于鹿茸的销售。新盟的特色养殖事业部（原北山帮为主）今年鹿茸大丰收，总产量突破五百斤，按市场价能卖到五百万。按照新盟章程，利润的60%按劳分配，20%留作发展基金，10%作为风险准备金，10%用于公益事业。
这本是大家商量好的。但到了具体分配时，问题来了——什么叫“按劳分配”？
养殖场的技术员认为，鹿茸长得好，主要是他们精心饲养、科学配种的功劳，应该多分；饲料加工厂的人认为，没有优质的饲料，鹿也长不出好茸；运输队的人说，他们辛辛苦苦把鹿茸运出去卖，功劳也不小；甚至连合作社的炊事员都说，没我们做饭，你们哪有力气干活？
“按劳分配，不是按嘴分配。”养殖场场长老金（李魁的侄子）在事业部会议上发牢骚，“有些人干的活，根本看不到效益，凭什么分一样的钱？”
这话传出去，引起了其他部门的不满。运输队队长直接找到陈阳：“陈理事长，要是觉得我们运输队不重要，明年鹿茸你们自己运出去卖！”
眼看要起内讧，陈阳知道，必须改革分配制度了。但怎么改？这是个大学问。
九月二十五日，新盟召开秋季全体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不同以往，不是领导讲话大家听，而是真正的“代表大会”——每个事业部、每个部门、甚至每个屯子都选出了代表，一共一百二十人，齐聚合作社大礼堂。
会议第一天，陈阳只讲了三句话：“今天这个会，就讨论一件事——钱怎么分。大家畅所欲言，吵翻天也行，但必须拿出个方案来。散会！”
代表们愣住了。这么重要的会，理事长就讲三句话？
但很快他们就明白了陈阳的用意——这是要真正地民主讨论。
讨论很激烈，甚至很混乱。养殖业的代表说应该按产值分配，工业的代表说应该按技术含量分配，服务业的代表说应该按劳动强度分配，老猎户代表说应该照顾老年人……
吵了一天，没结果。晚上，陈阳把各事业部负责人叫到办公室。
“看到了吧？光说民主不行，还得有方法。”他说，“我提个思路——‘三级分配制’。”
“什么是三级分配？”
“第一级，基本工资。”陈阳解释，“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出勤满勤，完成基本任务，就拿基本工资。这是保底的，让大家有饭吃。”
“第二级，绩效奖金。根据工作性质不同，设置不同的考核指标。养殖业看产量和品质，加工业看效率和合格率，服务业看客户满意度，销售业看销售额和利润。”
“第三级，特别贡献奖。对技术创新、重大贡献、急难险重任务，额外奖励。”
这个方案很细致，但也复杂。杨文远提出疑问：“考核指标怎么定？谁来定？会不会不公平？”
“大家定。”陈阳说，“成立‘分配制度改革小组’，每个事业部选两个人参加，加上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的代表，一起制定细则。制定过程中，随时公示，随时听取意见。”
这个办法好。既民主，又有序。
第二天，改革小组成立，二十个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参考了国内外的分配经验，结合新盟的实际情况，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拿出了详细的《新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方案公示三天，收集了两百多条意见。修改后再公示，再修改。最终版本在十月五日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表决。
表决前，陈阳做了说明：“这个方案不一定完美，但它是咱们自己制定的，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建议，先试行一年，一年后再修改完善。同意的举手。”
一百二十个代表，一百一十九个举手同意。只有一个老猎户没举手——他耳朵背，没听清。
“好，通过！”陈阳宣布。
方案立即执行。十月份的工资，就按新办法发。结果出来，有人欢喜有人愁。
养殖场的老金，因为鹿茸品质好，绩效奖金拿了三千，是基本工资的三倍；运输队队长，因为安全无事故、客户满意度高，也拿了两千；但合作社的清洁工，因为工作简单，只有基本工资，心里不平衡了。
“凭什么他们拿那么多？”清洁工老马找到陈阳，“我每天起早贪黑，扫院子、倒垃圾，活儿不轻松啊！”
陈阳耐心解释：“老马，你的工作很重要，没有干净的环境，大家没法好好工作。但按考核标准，你的工作确实技术含量低，替代性强。这样，我给你调个岗——去养殖场当饲养员，学点技术，工资就能上去。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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