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博物馆建起来以后，来兴安岭的人更多了。不光是游客，还有省里来的干部。
年底，省林业厅来了一个调研组，带队的姓刘，是个处长，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一看就是个文化人。他在兴安岭住了三天，看了鹿园、参园、展览馆、博物馆，又跟着围猎队进了一趟山，回来以后，脸上的表情严肃了不少。
“陈会长，你们兴安岭的狩猎搞得不错。”刘处长坐在合作社的办公室里，端着韩新月泡的参茶，斟酌着词句，“但是我得问你几个问题。”
“您问。”
“你们的围猎，有没有限额？有没有登记？有没有监管？”
陈阳把合作社的“三打三不打”规定详细地讲了一遍——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打多不打少。禁猎期、禁猎区、限量猎捕，每一条都有具体的操作细则，每一头猎物的去向都有记录，从打死到加工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签字负责，出了问题能找到人。
刘处长边听边记，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又问了一些细节。陈阳一一回答，包括每年打多少野猪、多少狍子、多少野兔，种群的消长情况，专家的调查数据，都拿了出来。厚厚一摞材料，摊在桌上，像一座小山。
“陈会长，你们的规定，比省里的还严。”刘处长看完了材料，摘下眼镜擦了擦。
“不是严，是合理。”陈阳说，“太严了执行不了，太松了等于没有。我们的规定是从实践中来的，猎人们能接受，也能执行。你说不打母的，猎人们能理解，因为母的打了一窝崽子就没了。你说不打幼的，猎人们也能理解，因为幼的打了一两年才能长大。你说打多了不行，猎人们也能理解，因为打多了明年就没得打了。”
刘处长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又抬头问:“你们的猎人们，都遵守这些规定吗?”
“大多数遵守。”陈阳老老实实地说，“也有不遵守的。但我们在合作社内部建立了监督机制——社员互相监督、互相举报，违反了就扣工分、扣奖金、取消社员资格。搞了两年多，违规的越来越少了。”
刘处长在兴安岭又待了两天，跟赵卫东、王斌、乌力罕、张二虎都聊了，又跟着围猎队进山看了一次实战。回来以后，他写了一篇长长的调研报告，题目叫《兴安岭合作社狩猎管理经验调查》，送给了省林业厅的领导。
第二年春天，省里出台了《黑龙江省狩猎管理条例》。杨文远从县城拿回文件的时候，陈阳正在院子里跟老金头商量扩建鹿园的事。他接过文件，翻了几页，愣住了——很多条款参考了合作社的“三打三不打”规定，连措辞都差不多。
“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打多不打少。”陈阳念着文件上的条款，笑了，“咱们的土办法，变成省里的法律了。”
赵卫东拄着拐杖走过来，拿过文件看了看，他不识字，但陈阳念给他听了。老头子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文件，像是在摸一样很珍贵的东西。
“好。”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有法就好。以后谁乱打，有法管了。”
陈阳把文件复印了一份，挂在合作社的公告栏里，又拿了一份送给赵卫东。赵卫东把文件贴在猎人博物馆的墙上，旁边还贴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下面写了一行字——“兴安岭猎人赵卫东，狩猎四十三年，遵守法规，从未违规。”字是杨文远帮他写的。
刘处长的调研报告在省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专家对“打多不打少”这条有不同意见，说应该“打少留多”，这样才能保护种群。陈阳听说以后，专门跑到省城，跟那些专家辩论。
辩论会在省林业厅的会议室里开。长方形的桌子，一边坐着陈阳和杨文远，另一边坐着五六个专家，有老有少，有的头发花白，有的戴着厚眼镜，个个表情严肃得像在开学术研讨会。刘处长坐在中间，当主持人。
一个老专家先发言:“陈会长，你们‘打多不打少’的规定，缺乏科学依据。种群数量多的时候，更应该保护，让它们自然调节。”
陈阳没有反驳，先说:“专家说得有道理，从理论上讲，确实应该‘打少留多’。但兴安岭的情况特殊。”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指着兴安岭的山脉和河流，“兴安岭的野猪没有天敌。老虎没了，豹子没了，狼也少了。野猪的繁殖能力强，一年两窝，一窝七八只，三年就能翻一番。不打多，它们就泛滥。泛滥了，庄稼就保不住，别的动物也活不了。”
老专家皱了皱眉，还想说什么，陈阳接着往下说:“我请专家们去兴安岭实地看看。看了你们就明白了。”
专家们半信半疑，但还是去了。
陈阳带着他们在山里转了两天，看野猪拱过的庄稼地、野猪踩过的参园、野猪啃过的树皮。又带他们看了合作社的狩猎记录和种群调查数据。专家们看了以后，不说话了，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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