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的秋天,北京的风带着点凉意,吹得某大学门口的白杨树叶子沙沙响。校门是青砖砌的,上面挂着 “热烈欢迎新同学” 的红布横幅,横幅边角被风吹得微微扬起,像在招手。聂红玉站在校门外,手里攥着个蓝布书包 —— 里面装着沈廷洲连夜给她缝补的笔记本(封面写着 “聂红玉 商业经济管理专业”)、柳氏煮的茶叶蛋,还有小石头画的 “妈妈上学图”,画里的妈妈背着书包,旁边跟着个举着棒棒糖的小人,歪歪扭扭的,却让她心里暖得发慌。
“红玉,别慌,上课记不住就多写,晚上我来接你,咱们去吃胡同口的炸酱面。” 沈廷洲帮她理了理衣襟,又检查了一遍书包里的课本 —— 是前几天去学校领的,油印的《政治经济学》《商业基础》,纸页边缘还带着油墨的温度。他今天特意跟部队请了假,骑着自行车送她来,车把上还挂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柳氏熬的小米粥,“中午要是饿了,就喝口粥,别委屈自己。”
聂红玉点点头,指尖捏了捏书包带 ——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心里又慌又期待。来之前她还怕自己年纪大(比同班同学大了近十岁)、基础差,沈廷洲却总说 “你有实践经验,比别人更懂课本里的字”,现在站在校园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同学,有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姑娘,有带着补丁棉袄的返乡青年,还有跟她一样带着 “工作痕迹” 的在职人员,心里的慌意慢慢散了 —— 原来不是只有她 “特殊”,这届新同学,大多带着生活的褶皱,却都揣着一样的求知心。
跟着路牌找到 “商业经济系” 的教学楼,红砖楼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发亮。二楼的 “政治经济学” 教室门口,已经站了不少同学,大家手里都拿着油印课本,小声议论着 “听说教咱们的是李教授,特别懂实践”“我之前在公社做过副业,不知道能不能跟课本对上”。聂红玉刚走到门口,就有人跟她打招呼:“同志,你也是商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我叫张兰,之前在郊区供销社做过售货员!” 姑娘扎着两个麻花辫,脸上带着笑,手里的课本还夹着张供销社的货单,“我跟你说,我最愁理论课,你要是懂,以后多帮我讲讲呗!”
聂红玉笑着应下,跟着张兰走进教室。教室是长条桌,椅子是木制的,桌面刻着不少歪歪扭扭的字(有 “努力学习”,也有 “金榜题名”),黑板是墨绿色的,旁边挂着半截粉笔。她选了个靠后的位置 —— 既能看清黑板,又方便记笔记。刚坐下,就看到前排有个穿工装的大哥,正用铅笔在课本上画横线,嘴里还念叨着 “市场经济…… 这词儿听着新鲜”,聂红玉心里也跟着泛起好奇:这 “市场经济”,到底是啥?
上课铃响的时候,门口走进来一位戴黑框眼镜的老师,穿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本厚厚的讲义,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很。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 “李建国” 三个大字,字体遒劲:“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政治经济学老师李建国,这学期咱们主要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今天第一节课,咱们先聊个新话题 —— 市场经济萌芽。”
“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 李老师把讲义放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圈,“不是的。简单说,市场经济就是‘按需生产’—— 老百姓需要啥,咱们就生产啥;谁能把东西做得好、做得便宜,谁就能占住市场。就像农村现在搞的‘副业’,有的村种蔬菜,有的村养家禽,不是瞎搞,是因为城里需要;工厂现在搞的‘自主调整’,有的厂做农具,有的厂做食品,也是因为农民、工人需要。”
他顿了顿,举了个例子:“去年我去郊区调研,有个公社的食品厂,以前只做咸菜,后来发现老百姓爱吃带花生的咸菜,就改良配方,加了花生、芝麻,结果销量翻了三倍 —— 这就是市场经济萌芽的体现:不是等着上级派任务,是盯着老百姓的需求做调整,这才是活的经济。”
聂红玉手里的铅笔顿了顿,笔尖悬在笔记本上空 —— 李老师说的 “食品厂改良咸菜”,不就是她在红星食品厂做的事?去年夏天,她发现五香咸菜口感单一,老百姓不爱买,就加了芝麻、花生,改成什锦酱菜,结果不仅评上 “市优质产品”,订单还排到了年底。那时候她只知道 “这样做能卖得好”,现在听李老师一说,才明白这就是 “按需生产”,是 “市场经济萌芽” 的实在例子。
李老师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 “内卷” 两个字:“现在有的同学会说,‘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拼不过怎么办’—— 这就是‘内卷’。比如做咸菜的厂多了,你做五香,我也做五香,最后大家都卖不出去,这就是瞎内卷;但要是有人换个思路,你做五香,我做什锦,你做咸菜,我做酱菜,找到自己的‘赛道’,就不是内卷,是‘差异化竞争’,是把市场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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