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的秋天，北京的风带着点凉意，吹得某大学门口的白杨树叶子沙沙响。校门是青砖砌的，上面挂着 “热烈欢迎新同学” 的红布横幅，横幅边角被风吹得微微扬起，像在招手。聂红玉站在校门外，手里攥着个蓝布书包 —— 里面装着沈廷洲连夜给她缝补的笔记本（封面写着 “聂红玉 商业经济管理专业”）、柳氏煮的茶叶蛋，还有小石头画的 “妈妈上学图”，画里的妈妈背着书包，旁边跟着个举着棒棒糖的小人，歪歪扭扭的，却让她心里暖得发慌。
“红玉，别慌，上课记不住就多写，晚上我来接你，咱们去吃胡同口的炸酱面。” 沈廷洲帮她理了理衣襟，又检查了一遍书包里的课本 —— 是前几天去学校领的，油印的《政治经济学》《商业基础》，纸页边缘还带着油墨的温度。他今天特意跟部队请了假，骑着自行车送她来，车把上还挂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柳氏熬的小米粥，“中午要是饿了，就喝口粥，别委屈自己。”
聂红玉点点头，指尖捏了捏书包带 ——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心里又慌又期待。来之前她还怕自己年纪大（比同班同学大了近十岁）、基础差，沈廷洲却总说 “你有实践经验，比别人更懂课本里的字”，现在站在校园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同学，有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姑娘，有带着补丁棉袄的返乡青年，还有跟她一样带着 “工作痕迹” 的在职人员，心里的慌意慢慢散了 —— 原来不是只有她 “特殊”，这届新同学，大多带着生活的褶皱，却都揣着一样的求知心。
跟着路牌找到 “商业经济系” 的教学楼，红砖楼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发亮。二楼的 “政治经济学” 教室门口，已经站了不少同学，大家手里都拿着油印课本，小声议论着 “听说教咱们的是李教授，特别懂实践”“我之前在公社做过副业，不知道能不能跟课本对上”。聂红玉刚走到门口，就有人跟她打招呼：“同志，你也是商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我叫张兰，之前在郊区供销社做过售货员！” 姑娘扎着两个麻花辫，脸上带着笑，手里的课本还夹着张供销社的货单，“我跟你说，我最愁理论课，你要是懂，以后多帮我讲讲呗！”
聂红玉笑着应下，跟着张兰走进教室。教室是长条桌，椅子是木制的，桌面刻着不少歪歪扭扭的字（有 “努力学习”，也有 “金榜题名”），黑板是墨绿色的，旁边挂着半截粉笔。她选了个靠后的位置 —— 既能看清黑板，又方便记笔记。刚坐下，就看到前排有个穿工装的大哥，正用铅笔在课本上画横线，嘴里还念叨着 “市场经济…… 这词儿听着新鲜”，聂红玉心里也跟着泛起好奇：这 “市场经济”，到底是啥？
上课铃响的时候，门口走进来一位戴黑框眼镜的老师，穿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本厚厚的讲义，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很。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 “李建国” 三个大字，字体遒劲：“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政治经济学老师李建国，这学期咱们主要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今天第一节课，咱们先聊个新话题 —— 市场经济萌芽。”
“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 李老师把讲义放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圈，“不是的。简单说，市场经济就是‘按需生产’—— 老百姓需要啥，咱们就生产啥；谁能把东西做得好、做得便宜，谁就能占住市场。就像农村现在搞的‘副业’，有的村种蔬菜，有的村养家禽，不是瞎搞，是因为城里需要；工厂现在搞的‘自主调整’，有的厂做农具，有的厂做食品，也是因为农民、工人需要。”
他顿了顿，举了个例子：“去年我去郊区调研，有个公社的食品厂，以前只做咸菜，后来发现老百姓爱吃带花生的咸菜，就改良配方，加了花生、芝麻，结果销量翻了三倍 —— 这就是市场经济萌芽的体现：不是等着上级派任务，是盯着老百姓的需求做调整，这才是活的经济。”
聂红玉手里的铅笔顿了顿，笔尖悬在笔记本上空 —— 李老师说的 “食品厂改良咸菜”，不就是她在红星食品厂做的事？去年夏天，她发现五香咸菜口感单一，老百姓不爱买，就加了芝麻、花生，改成什锦酱菜，结果不仅评上 “市优质产品”，订单还排到了年底。那时候她只知道 “这样做能卖得好”，现在听李老师一说，才明白这就是 “按需生产”，是 “市场经济萌芽” 的实在例子。
李老师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 “内卷” 两个字：“现在有的同学会说，‘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拼不过怎么办’—— 这就是‘内卷’。比如做咸菜的厂多了，你做五香，我也做五香，最后大家都卖不出去，这就是瞎内卷；但要是有人换个思路，你做五香，我做什锦，你做咸菜，我做酱菜，找到自己的‘赛道’，就不是内卷，是‘差异化竞争’，是把市场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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